对人物进行品藻，在我国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它通过相互比较和“品第”的方式，来评定人物的精神风貌和人格高下。这种品评渗透了浓厚的道德伦理意识，如《论语·阳货》“上知，下愚”的排列方式，《汉书》中《古今人表》将人物分成“上上——圣人，上中——仁人，上下——智人……下下——愚人”九等，从中可以窥见人物品评的标准是道德统率下的才、情、学、识。此外，还注重一种精神自由美，注重一种超凡脱俗的气韵、风度。这是老庄之风对儒学人物品评的影响。如魏晋时期对那种“超世绝俗”、“介然不群”的“拔俗之韵”颇为欣赏，《世说新语·容止》就这样品评嵇康：

　　嵇康身长九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以自然物作比，对嵇康那种与众不同的外貌、品质大加赞赏。这种对人物的品藻，很是影响了我国的小说创作，“潘安般貌，子建般才”成了古典小说的标准语言，而才子佳人简直成了我国古典小说的理想的人物塑造。

　　美与丑相对立而存在。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将丑称为“恶”，先秦典藉《尚书》将“恶”列为六种不吉利的事情之首，可见一斑。据《左传》所记：有个贾国官员娶了一个美丽的妻子，妻子因他长得丑，结婚三年不言不笑。后来知道丈夫有骑射的本领，才开始有了欢声笑语。相貌很是影响了家庭生活。从中也可以看出，男人以才为主，才学可以弥补先天不足。而对女性的欣赏则主要集中在外在美，士大夫们说女人：“才智不足论，自宜以色为主。”欣赏的极至便又发展为“红颜祸水”论，将历史的不幸归咎为貌美女子以姿色诱惑当权者不思上进，从而导致国运衰微，甚至丢失江山。当然，也有不少文人为美人一辩，典型的唐有诗人罗隐，现代有大文豪鲁迅。罗隐的《西施》这样写道：“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不过，有意识的是，这位为大美人西施辩护的诗人，本身也遭遇了以貌取人。据后蜀何光远《鉴诫录》记载，罗隐常献诗给晚唐宰相郑畋，这位宰相大人的女儿非常羡慕罗隐的才华。偏偏这宰相大人要破坏罗隐在他女儿心目中的美好形象，一日罗隐来访，他“命女下帘窥之，女见隐为人丑陋，永不复吟隐诗矣。”由喜欢人到喜欢一切，由憎恶人到憎恶一切，这种大爱大恨的文化现象古今都存在。因此，对追星一族也可多点宽容，也应多点引导。

　　品人也可品出时代的审美趣味。“楚王好细腰；宫女多饿死。”当权者主导社会的审美取向。汉时诗人好用“风骨”描述人物，因此树立了“体轻腰弱”的骨感大美人赵飞燕。唐时天下大统，四方宾服，丰腴之美成为时尚，因此丰艳肥美的杨贵妃成了这一时代的绝色美人。读魏晋人物笔记，充斥着对散漫自由的人格的欣赏，文人士大夫甚至相互比拼行为的怪异。其实，这种审美趣味，是文人们对当时统治者高压政策的反抗，是对汉代儒学一统天下之后的反动。虽然审美趣味有强烈的时代差异，但历史文化的积淀也常常对人们的审美标准进行修正，因此传统的丢失与回归便成了无数文学作品表现的主题。对此，湖南作家何立伟的《小城无故事》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小城无故事》写三个大城市来的年轻男人戏弄女癫子，小城商贩们以不卖东西给他们来表现自己沉默的愤怒，反映了一种积淀在小城市民中的深厚的传统伦理意识和无形的道义力量对人们行为的价值审判。这其实是对现代生活已挤走的道义感的呼唤，是沉睡的道义力量的复生。三个陌生客在疑惑中也体会了一点什么：“小小古城似乎不是小小谜语。不远不近有虫鸣，有水响，有萤火灯笼在草里头移，找寻那已逝的岁月同故事。”他们在小城市民的沉默中，拷问了自己的灵魂，并净化了自己心中卑劣的欲念。品人不仅品的是躯壳，更多的是对内在精神人格的品评。

　　品人其实是品历史，品人性、品时代的烙印。由表及里，由外在的表象推测一个人的过去与未来，里里外外，前前后后看一个人发展成为中国智者的独门功夫---相学，并给后人留下许多识人用人的招术。据传一代名臣曾国藩在这方面就很有学问。而他本人的品学又影响了整个中国历史。曾国藩率领湘军攻下南京，打败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后，有个最亲近的僚属写了一张纸条，建议他挟湘军余威，乘势北上，夺了腐败的满清的天下。可曾国藩看后将字条吞进肚里。假设崇尚洋务、饱学而又颇具改革眼光的曾国藩听从部属的建议，乘胜直捣北京，历史会不会改写呢？有人说大人物的言行便是一部历史，大人物的一个喷嚏都有可能改写一段历史，这话不无道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