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式和道路成为讨论的热点和焦虑。为此达成了共识，即调整结构、转变方式、改革制度等。这仅仅是简单的概念的一致意见。但是对于如何调整结构和转变方式和改革制度的认识，还很不统一，远未形成共识。其中一个原因是使用的认识研究方法还是传统的。 而不是运用统筹学的方法论。

　　依照统筹方法论，调整结构、转变方式、改革制度等等应该是统一的整体，互为前提、互相作用的。其中改革制度是核心或突破口。调整结构是基础或条件。转变方式是目的或前提等。不能够简单考虑某一方面。

　　改革制度，对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的“大一统”管理制度要进行变革。首先是改变“大”的，要增加“小”的部分。要减少“系统”的组织，增加“非系统”的部分。要减少“标准”的部分，增加“非标准”的部分。要减少“组织”成分，增加“自组织”成分。比如增加各种社会的、经济的、服务的中介组织，应要求它是独立的，非关联的和无隶属的。比如知识性的和技术性的服务中介组织不必是法人治理结构的，可以是个人的和家族的。比如增加中小企业和事业单位，不比按照国企的模式存在。比如各种社会团体自组织成立，不是由行政组织派生或派遣的、挂靠的。各种组织只要是合法的就允许自生自灭，等等。改革就是要造成第三方格局和第三方监管。以替代政府的作用，并形成良性循环。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是在教育、医疗、住房、娱乐等方面成为经济的重要构成或发展的主要构成。更重要的是使得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良性互动。使社会发展需要成为经济发展的最大市场和机会和资源。在目前中国更要突出的是社会性、群体性的消费和投资。不是个体的或家庭式的消费和投资。大大增加群体性的和公益性的消费，文化性的和交流性的消费。我国建了很多的场馆，由于没有群体性的交流性的自发（非政府的）组织活动，大量场馆是闲置的或不经济的。比如可以组织北京中学生与成都中学生的各种比赛。比如农民工和军工的交流和比赛。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交流，甚至是和国外的交流。大量的交流和比赛是促进文明的积极作用力。使生产型的发展方式转为交流型的发展方式，用交流型的发展促进生产型的发展，用高水平方式促进低水平方式等等。在此基础上才能有创新。

　　调整经济结构，不应仅仅是改变产业比重或展开新的战略性产业的调整。不是简单的增加高新技术产业，不是增加文化产业，不应该简单化。调整经济结构的根本目的是使得各产业和各部门可以形成自组织和良性循环，以减少政府的控制作用。首先要从劳动力结构、技术结构、资源结构等三个方面统一起来，使这三个方面形成体系并良性循环或接近可自循环。这个“统一”是现实和未来的统一，也就是经济结构调整的指导和标准和基础。只有劳动力和技术和资源等三个方面的统一体系，才可能正确的主导经济结构的调整。这里要说明，上述提出的各种结构不是目前报纸或杂志上经常讲的概念，不是简单的按照知识水平划分的高、中、低级劳动力的结构。劳动力结构是可适应性劳动力、可自主创新性劳动力、可辅助依存性劳动力等。劳动力的划分是依据技术结构状况和经济发展路径的要求及其统一决定的。这里讲的技术结构，不是简单的按照自动化水平或材料性质划分的。技术结构应该是可适应未来发展技术、可增加收益技术、可保持资源技术等等。技术结构是按照经济发展路径要求和资源结构状况及其统一决定的。同样资源结构也不是主观任意划分的，或者按照经济学划分的。资源结构应该包括适应未来需要资源、吸纳劳动力资源、可形成竞争优势资源等等。资源结构是按照经济发展路径的要求和劳动力结构状况及其统一决定的。

　　调整经济结构和改革管理制度和转变发展方式三者是统一的整体。它是在一定的环境中的整体，是对一定的环境来讲的整体。只有清晰的认识环境状况，才可以使之统一起来。从统筹来讲，环境由趋势、格局、资源等统一构成。我国目前环境状况有极大矛盾，即趋势和格局和资源等极不统一。比如所谓的分配问题，实际是由经济格局的反差过大、很破碎决定的。是经济没有形成自我循环统一体系造成的。不能够要求一个经济体为另一个经济体支付利益。在这种环境中，统一的调整和改革和转变应该是“非运动性”的，有耐心的，积极的，协调的。同时法积极地组织和建设合适的环境，不是盲目的开放。近年来大量事实说明享受过度优惠的外资给中国环境带来的破坏。没有合适的环境，就没有调整和改革和转变的统一。

　　这就是统筹方法论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