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到庐山
王先金 编著
第三章 俞平伯挨批胡风坐牢 （5）
胡风流放到四川坐牢
1965年冬，召开了审判胡风的大会。会场设在天安门附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个大厅里。牛汉等几个还戴着“反革命分子”帽子的人被传唤了进去，由一位法警领着，发言完立即命他们退出会场。
牛汉忐忑不安地进了法庭，四周是大海怒涛般的瞪得很大的千百只眼睛，他不敢东张西望。迎面映入他眼帘的是一个孤零零站立着的人，那就是胡风。胡风面朝着审判席。牛汉认真地望了他一下，比起十年之前，人明显地消瘦了，但面孔并不苍白，还是赭红色的，只是略有点发暗。胡风身上穿的是一件棕色的中式棉袄，出奇地肥大，几乎长及膝部，他的两只手一直不自然地拢在袖口内，他可能是戴着手铐，但他把它遮了起来。
胡风的表情有些冷漠，冷漠的内涵是强烈的自尊，还有些难以察觉的轻蔑。
轮到牛汉发言，他开始还照着稿子念，后来，他却为胡风辩护起来。说胡风的问题是文艺思想问题，胡风认为党偏听偏信了一些文艺界领导人的话。主审人大吼一声：“下去！”制止了他的发言，把他轰了出去。
这次会上，胡风被判14年徒刑，周扬在场。
不久，又一场飓风向胡风袭来，1966年2月的一天，公安部一位负责同志前来通知他们说：要他们去成都安家。那位负责人又把梅志叫到小屋里，对她说：“你要听话，这是组织命令。我们会对你们负责到底。”
1966年2月15日，胡风一家人在车厢里就要分别了。梅志忍不住哭了。仅仅两个来月的全家团聚，就这样结束了。何时能回来？何时能再见到孩子们？小儿子为了安慰母亲，表现得很高兴，说：“妈妈，一放暑假我就立即去看你。你们一切放心吧！”
在成都，为他们准备了一个不算小的独家院，除了监督他们的两三位干警外，见不着别人，他们必须要这里度过胡风的最后三年徒刑。
到了六七月间，成都就来了“红卫兵”。胡风和梅志被通知不要再出门。
公安厅的负责同志来找胡风，要他写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尤其是要对30年代时的文艺领导提出揭发材料。胡风写了一篇对“文革”的表态，说明自己的所有文章都应该烧毁（与郭沫若说的一样）。而对当时的文艺领导（“文艺黑线”），他只声明：如果中央愿意了解文艺情况，问他，他一定赤诚地回答；如果仅仅要他个人写什么揭发材料，那他没有这个身份，他只愿老老实实地服满刑期，决不说什么话。为此，他挨了管他们的处长的斥骂。
9月初的一天，胡风和梅志得到通知，要他们收拾铺盖行李到别处去。晚上12点时，公安厅负责人来了，开始出发。
门外停了一辆改装的吉普车，从后面车门跳下两个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先将胡风押上车，梅志随后坐在胡风的对面。
车子走了很久，上坡下坡地在山间转悠。他们感到身上越来越冷，到底把他们送到哪里？梅志不敢问。在黑暗中，她伸手去拉胡风的手，看他冷不冷。她感觉他的手冰凉，但他还是握住了她的手。
车子又不知翻过了多少山头，颠颠簸簸地直前开去。天快亮时，他们来到了芦山县劳改局的苗溪茶场。他们被安排住在一间单独的房间里。
此时，胡风已是65岁的老人，十多年铁窗生活的折磨，使他百病染身。胡风自来到这里就食欲大减，头痛，情绪也不好。她勉强强拉他出门到附近山上走走，他也打不起精神，只想躺下，顶多看看看守人员拿来的报纸。一二十天过去了，他越来越没有精神。
梅志想和他说点儿高兴的话，胡风向她摆摆手说：“让我安静吧。”
最后，他终于躺倒不起，连稀饭都不想吃了。
一天夜晚，胡风忽然说要大便，梅志赶快扶他坐在痰盂上。他没有解出来，就用双手撑着想站起来，口里一边说着：“怎么起不来，起……”身子就往一边倒下去了。梅志扶住他，勉强把他扶到了床上。他头一沾枕头就像是睡着了。梅志感到这很不正常，就坐在一旁望着他，守着他。
胡风躺在那儿是那么地安静，一点儿声音都没有。她心里不由得一阵紧缩，他不要就这样去了。她一把抱住他的头，亲看他的脸，才算是听到了轻微的呼吸声。
梅志尽心照料，他们无所奢求，只要生死在一起。谁知1967年冬一个深夜，胡风又被一群荷枪实弹的红卫兵押上了囚车。
胡风临行时握着梅志的手说：“一定要坚强，不要失望，一切都会好的。”梅志也报之以笑容，高高兴兴地送他出了门。到门外，她看到公路上，在胡风坐的吉普车后面跟着一辆载满了解放军的大卡车。
原来，胡风没有按照“中央文革”某些人的旨意对周扬“落井下石”，因而被秘密改判无期徒刑，并由苗溪农场转大竹监狱，“关死为止”。
胡风在监狱中
下面是胡风的同狱犯人张广天讲述他对胡风的看法：
张光人（即胡风）长得牛高马大，比所有犯人都高一头。他是七几年冬天从雅安苗溪茶场转来的。这座监狱很大，关有两千多犯人。天刚黑时，劳改组长吹哨收监学习，教导员站在楼上，叫张广天出去搬行李。他跟教导员一直走到二道岗，才接住张光人。有好几个人护驾，穿军便服、兰制服的都有，连监狱政委都出动了。张广天骇得大气不敢出，猜想可能是大官犯了错误，起码省市一级。张光人虽然懂得立正报告，但那么大个子，声音比蚂蚁还小。行李就一个铺盖卷，一个网兜。里面装了一些洗漱用具、换洗衣服、几本书。一群人都爬那溜长坡，张光人在中间，大脑壳大眼睛秃脑门，一望就知道有来头。遗憾的是他衣冠不整，外衣扣子掉了两颗，就用一根鸡肠带拦腰一捆。那风又硬又猛，从坡上一阵阵刮下来，他边爬坡边咳嗽。唉，太凄凉了。
后来，张光人就分到二组。政府（指监狱管理人员）找张广天单独谈话，要求他密切注意张光人的一举一动，还说如果干得出色，就记功减刑。
第一次学习时，张广天向大家介绍新来的同伴张光人，并传达政府训令：不准私下盘问，串通案情。然后才例行公事地总结当日劳改表现，最后读报纸。大家发言时，张广天吩咐张光人做记录。他在灯下眯着近视眼，脑壳习惯性地下磕，极其认真。自从有了张光人，他们组的学习记录精彩多了，同一句表达话，他能翻出许多花样，篇篇不重复，这是真功夫。张广天多次口头表扬他，可他谦虚，说是写检讨练出来的。
学习到10点钟，值班干部点名收监，挂上大锁，犯人各就各位躺倒。可张光人块头大，要多占半个铺。张广天吆喝大家往后挪，生产组长当过兵，看不惯文人，就悄悄用手拐捣他。张光人夜里失眠，眼睛定在一个地方，而其他的人劳累一天，一沾床就睡死。张广天也困，但他不敢睡死。好在张光人翻身的动静大，总能惊醒他。他向政府汇报，才晓得张光人前列腺有问题。他害怕睡死了尿床，招人笑话，就憋着。实在憋不住，只好翻身起夜。
白天，其他犯人出工干活了，张光人留在院里干些手工活。每次他们收工回来，都见他腰间扎着绳子，双手抄在棉袄袖子里，定定地望着天。不管刮风下雨，他能在院坝上一站几个钟头，像在等天上的什么东西掉下来。听队里的卫生员讲，张光人在和毛主席说话。他说：“毛主席，我没反对过你，心都可以掏出来看。毛主席，你受蒙蔽了，但是我认这一辈子完了！”他还骂落在身上的雪：“这些鬼！不要来抓我，我整不死！”卫生员说张光人的泪大颗地流，不晓得受了啥冤枉？
有天夜里，张广天被一阵磕牙声惊醒，抬头却见张光人站在地下，望着后窗发愣。他也瞟了一眼窗外，感到阴风怪惨人的，他顿时起了身鸡皮疙瘩。
狱里犯人开饭都以组为单位，每组挑出两个人上伙房，一个领饭，一个领汤，而大伙拉开圆圈，蹲在院坝里等候。领饭两人一搭，一个星期一轮换。那次恰好轮到张广天与张光人，张广天点清钵数，把饭钵放进木条筐里，让张光人端走，他随后提汤桶。寒冬腊月，才5点多，天就擦黑了，张广天一再叮嘱张光人注意脚下滑，却不料他下石阶时，真“扑”的一声滑了下去，裁得半天爬不起来。饭钵满院滚，大伙马蜂窝一样炸了，四处去撵。天刚下了些雨，院里汤汤水水的，有两钵滚着滚着就扣在稀泥里了，一取上来，白饭都浸成黑饭了。众人劳累了一天，腰都直不起来，饭是命根啊。有两三个人过去，揪住张光人就打。那老头护住脑壳，浑身泥透了，仍没有吭一声，直到有一脚踹中了腰，他才忍不住呻吟起来。
监狱管理员出面，把打人者关了禁闭。
胡风就是在这里关疯的。
张广天又说：“我和他相处近两年吧，彼此谈不上啥交情。他是文人，书上写着，特别犟，哪怕憋出疯也不拐弯；我呢，小爬虫一个。现在看来，他瞧不起我们这些人是应该的。张光人给我总的印象，就是另一个星球上的人，苦难是身外之物，哪怕突然枪毙他，依然是慢吞吞的。我们监舍耗子特别多，啃衣服，有时缺油荤，还啃过人的脚趾头。张光人脚趾头就被啃过，他坐起来，从被子下翻开脚，一点一点挤出咬口的坏血，又继续躺下睡。这种定力，一般人达不到。至于他后来的疯，那是我们理解不了的。这里私下说，政府也理解不了。如同飞碟，见得再多，也不晓得那是啥东西。”
胡风精神错乱
胡风于1971年在孤寂悲愤失望中精神错乱，加之无条件治疗，病情愈来愈严重。1973年梅志获悉后，忍受自己的病痛，千里迢迢奔赴大竹监狱照料病中的丈夫，提出让自己作编外“犯人”和胡风生死在一起，永不分离。
梅志已经五六年不见的胡风，他侧过脸望了她一眼，毫无表情。管理人员叫他跟她走，他站了起来，佝偻着腰，从那张大脸上，梅志找不出一点儿过去的形象，她惊呆了！
管理干事将他们安排住到了一个小院里。干事说：“今后你们就住在这里，生活用品我们会供应你们的。”干事又特别对梅志说：“你的情况不同，可以要求上街的。”
又是他们相对而立的时候，梅志看清了胡风的面容：不仅是消瘦，连那两颗过去闪闪放光的眼睛，现都被耷拉着的眼皮遮得几乎看不见瞳仁了，那件脏破的黑大衣披在身上，他像是从破庙里出来的又老又脏的老和尚。
胡风对妻子说：“让你来和我一同受罪，一同受审，我该死，我该死......”说着说着，他就想用手打自己。梅志一把抓住了他的手，他就顺势跪在地上。梅志止不住失声痛哭起来，胡风却呆呆地望她。这时，干事走进来，他倏地站了起来，干事命令他以后不准吓她，他低着头毕恭毕敬地站着答应。
胡风总是一个人呆坐着，要不就急匆匆地写交代材料，还不让妻子看。梅志还是偷偷地看了一两次，都是一些无法想象的莫须有的“罪状”，他都安在自己头上包了下来。有一次，胡风很神秘地告诉妻子：“你听窗外有人咳嗽吧？那是给我启示，是要我承认我放了毒了，现在全城的人都患了伤风咳嗽的病，要我认罪，要我交代。”
在那些日子里，胡风日日夜夜哭闹不休，时而撕破了衣衫；时而语无论次说个不休。为了使胡风从精神上消除恐怖，从失望中看到希望，梅志尽量讲好消息给他听，和他缅怀过去火热的斗争生活；或者给他讲安徒生童话，或背诵他所喜爱的古典诗词等。这样，他不再感到孤寂，失望的眼中不时放射出希望的光芒。
不久，给胡风换了住处，是新盖的四间房。门外有二三分荒地，是他们劳动的基地。四周仍是五米高的围墙，但有一面是临街的，可以听到老乡的说话声。
这里天地比较大，厚铁门关着，只他们夫妻二人，谈话倒是自由的。他们就谈过去，谈谈自己的事和朋友们的情况。一次，梅志说：“听说整风交代历史要从8岁开始，你就没有交代过。现在你不要胡思乱想了，就从8岁起交代你的历史吧。”胡风居然听了进去，从那时起，他就一心一意地写历史材料，写得很认真很仔细。这一来，他脑子里的恐怖幻觉似乎是被抑制了，他不但记忆力很强，连行文都和过去一样严谨，但在每篇的后面还是要一再申明：“我没有去过别的地方，我没有干过别的事，如有，都是别人栽赃。”到年底，洋洋二十多万字的材料就陆续上交了。
在那里，他们自己种菜，栽菜秧、抬粪水和浇菜……
当时正是邓小平同志复出的时候，经常能从报纸上看到一些过去被打成走资派的领导或知名人士出来亮相或工作，所以胡风对自己的前途又产生了信心。但是，等到初夏，对他还一点儿动静都没有，他就又开始焦躁地胡思乱想了。
等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时，胡风的精神终于支持不住。他自己设想了一个空中专案组，天天甚至时时在向他问话。他一个人望着天空自言自语，说得很流利很详细，真像空中有一个主审人在向他问话似的。到后来他几乎是夜晚不睡，还叫梅志和他一同逃走，说是周总理在办公室要接他出去，被坏人拦住了，我们快逃吧！
梅志请求监狱当局让胡风保外就医，没有被批准。
周恩来总理的逝世对胡风震动很大，他写了几千字的感想，向总理谢罪，他觉得自己辜负了总理。几天后，他忽然很严肃认真地告诉梅志，他的问题解决了，基本上没有什么事，她也没事。
毛主席逝世了，胡风和梅志站在房檐下，淋着毛毛细雨，和全国人民一样向毛主席默哀致敬！
10月19日，胡风和妻子正坐在院里搓玉米粒，忽然听到广播里传出批狄克的评论文章。梅志马上感到是张春桥出了问题，因为这天正是鲁迅先生的逝世纪念日。傍晚，干事送报来时他们就问他，干事将北京粉碎“四人帮”的详细情况告诉了他们。
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了过来。1979年1月14日，胡风夫妇结束了长达24年的囚徒生活，获得了自由。
出狱的那天，梅志挽着78岁的胡风颤颤巍巍地走在大街上呼吸着新鲜空气。回首往事，止不住泪水模糊了夫妻的双眼。
1962年的一天，农场党委书记，忽然问张晓风：“你父亲回来了吗?”她很纳闷地答道：“没有啊!”他便告诉她：“就要回来了。”回到家中，她把这消息告诉了母亲。这么些年了，胡风一直音讯全无，家里人也不知他究竟怎样了，想到终于要放出来了，那就是要对这一案件做出结论了，家里人心里不禁有点兴奋。
但是，胡风没能在那年回来，后来他们听说，当时中央本来是想把他释放出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可是由于国内外的一些情况，最后没有这样做。
很快，“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随着形势越来越严重，张晓风的哥哥和弟弟都不再和他们通信，只通过她来与父母联系，也就是互相报个平安罢了。再过了若干时间，她母亲不再来信了。
直到1973年，父母才开始给女儿来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