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结束不久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令中国未来数年轮廓初显。其中的科学发展观为主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更为当下社会全体指出了前趋导向，即使再传统保守者，想必也是明白不过的了：中国的国家、经济、社会诸元关系的转型在即。

    在2011与十二五目标即将展开之际，中国经济社会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变局：物价高涨、通胀紧逼、房价调控失据、贫富悬殊与基尼系数扩大，以及国际货币流通领域的人民币升值压力频增和国际局势未知风险骤然加剧等等。所以，分析者不难得出中国的这场整体战略转型所身负的诸多被动。观察2010年最后一个季度集中推行的行政节能减排与拉闸限电及其所产生的系列副作用，可直接得出这种被动和局面失控的结论。

    在2011年经济工作六项重点上，“切实增强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可持续性和内生动力”可视为国内外政策分析家们着重关注的首要一句。看来，经济发展作为目标，其协调性、可持续性和内生动力则成为中国政府将予给力的三大支点。而协调之难、可持续之困、内生动力长期不足，又恰恰是中国经济问题的深层原因所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阻碍中国整体转型和解脱的真正麻烦。

    而要解决中国经济社会的矛盾，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众多任务要点之外，中央并未明确提出一揽子解决与实现这一改变的具体方法。显然，中国特有的政治意识形态在此给自己巧妙地留出了余地，以便它的最终裁决。也正因为此，但凡这样的精神也就需要分析家与实践者们更多的解读和诠释，不能排除的是，一当这样的解读和实践超出了政治意识形态设定的红线，那么，另一种风险也将随之出现。而这，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有矛盾的焦点所在，也是中国特色与市场经济之间的根本纠结之源。

    对于中国13亿人口之国何以难以拉动消费，其实早已非这一代中央政府的苦恼，而已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学自产生以来的一大超级难题。放在十二五面前，或许将有某种程度上的诠释与解决。所谓的协调之难和可持续的困顿，问题其实并不存在于技术，更不是政策上。巨大的问题和解决之间，只是一层薄薄的白纸，根本的原因，是无人戮破而已。

    当一个强势政治集权不能从一个庞大经济社会中脱逸出来，其结果只有两种：一是这个社会的所有经济体都受其制约而无法发挥出自我协调与内生持续动力。二是政治者亦将受到这一不可协调、不可持续和缺乏内生动力的巨大经济体绑架。在早期的历史中，政治集权尚可以从资源初期的经济发展阶段中获得其利益，这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国家成绩所在，然而，随着经济社会自身的发育和参与资源分享与利益争夺的角色增加，政治集权反过来将受其巨大制约，这一点，正在被现实所证明。

    所谓的经济内生动力，专家们只说到了消费这一浅层次。它的更深动机，是个体对财富追逐的动力和创造。而要实现这样的动力和创造，一个更加民主与自由的公共社会机制必须形成。而这一点，恰恰是中国当下所迫切需要的。一旦拥有这样一个机制，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可持续，均将自然达成。而中国政府所要做的，就是让政治的传统集权意识脱出。这一点，对于执政者而言，应当是很轻松的一件事情。而一个民生经济大国，不仅可化解现存在诸元矛盾，更可为更加隐性的政治带来诸多新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