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经济学的兴起及其中国的发展

陈柳钦

 

【内容提要】实验经济学是是一门正在“实验”的、活跃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兴学科。经过50多年的发展，实验经济学对经济学以及其它社会科学学科的影响已日益广泛和深入。实验经济学对传统经济学有两个方面的突破：一是，在检验方法方面的突破；二是，对“经济人”假设的突破。随着实验经济学知识的普及，使用实验经济学方法来研究我国的经济问题也从无到有并得到了蓬勃发展，并将成为我国一部分经济学者和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研究对象和分析工具。

【关键词】实验；经济学；实验经济学

 

所谓实验经济学就是针对研究的经济学问题，设计经济实验，对影响经济行为的因素进行控制，屏蔽那些与问题无关的因素，集中观察那些令研究者感兴趣的因素的作用，通过做实验取得实验结果，最后对实验数据和结果进行分析，并充分认识实验结果的经济学含义，以检验、比较和完善经济理论或提供决策依据的一门学科。实验经济学是发展历史较短的新兴学科，是一门正在“实验”的、活跃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兴学科。

在自然科学的教学和研究中，实验室中的实验是不可或缺的，乃至我们无法想象没有实验的自然科学研究。然而，经济学的情况则大不相同，传统经济学被认为是一门是一种依赖于实际观察的经验科学，或者是建立在演绎、推理方法基础之上的思辩性哲学，而不是在可控实验室中进行检测的实验性科学。正如新古典综合派代表人物萨缪尔森所言：“经济学是研究复杂的、自然存在的市场系统的学科，实验对经济学家来说几乎毫无用处。”许多学者认为作为科学的经济学，其进一步发展受到的羁绊即在于此。如果不能进行可控实验，经济理论的检验必定受到限制。仅凭真实经济数据，很难判断一个模型是否失败，何时失败以及失败的原因所在。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著作中曾认为：“一种可能发现经济法则的方法就是运用可控的实验，但不幸的是，经济学家不容易控制其重要因素，因此无法进行类似化学家和生物学家所做的实验，他们只能像天文学家或气象学家那样借助观察的手段。”（后来萨缪尔森在其新版的《经济学》中删去了此话）。马克思也曾说到，“分析经济形势，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替代。”也就是说，不管是观察还是分析，不管是在个体主义方法论还是总体主义方法论的传统下，总没有试验的空间。而世事的变迁确非笔墨所能形容，历史再次见证了那些已经奉实验为标准方法的学科中曾经出现过的一幕。正如现在再没有人去怀疑伽利略在物理学中引人实验手段来探寻自然规律一般，经济学似乎也正在走向实验化。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成果证明当时萨缪尔森的认识缺乏远见性，经济学实验已经成为经济研究中一种日益成熟的工具。

一、实验经济学的起源和发展

实验经济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738年伯努利•丹尼尔（Daniel Bernoulli）提出的“圣·彼得堡悖论”（St.Petersburg paradox）1，但是，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实验可以在经济学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是近200年以后的事。其实，实验经济学的思想方法一直伴随着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只不过主流经济学的实验主要以思想实验表现，而实验经济学的实验主要以针对具体理论的验证实验表现。古典经济学核心的市场均衡理论是由亚当·斯密通过“看不见的手”的思想实验完成的；马歇尔的成就是将这种思想实验用数学模型逻辑地表达出来。最早期的经济学实验是1931年萨斯通(Thurstone) 为检验传统的效用曲线而设计的实验。萨斯通设计了一个实验，要求每个主体在包括帽子与鞋、帽子与衣服的商品束中作大量的假定选择，他报道了每一个主体的详细选择数据并发现，在假定无差异曲线是双曲线的情况下，在评价主体准备在帽子与鞋、帽子与衣服之间做出交易选择的数据之后，评价一个曲线是可能的。萨斯通得出的结论是：这类选择数据是可以用无差异曲线来代表，而且以这种方式评价无差异曲线是可行的。但这次实验具有偶然性。另一个对实验经济学有影响的事件是1940的Tacoma Narrows大桥的倒塌事件。Tacoma Narrows大桥于1940年6月建成，当时它是世界上第三大钢索吊桥，建成后因为设计的原因，桥总是在风中剧烈晃动，只好禁止通行。1940年11月，吊桥因为经受不住风力而轰然倒塌。从那以后引起了人们的警觉，桥梁的设计完成后，还要制作模型进行实验，以检验设计是否合理可靠。部分经济学家从中受到启发，认识到依靠实际观察很难判断某些经济理论是否正确，如不正确也要分析不正确的原因。于是决定借用工程实验的思想来验证经济理论。1947年，纽曼和摩根斯坦(VonNeumann and Morgenstern)提出了个体选择预期效用理论，其基本内涵是：风险情境下最终结果的效用水平是通过决策主体对各种可能结果的加权估价后获得的，决策者谋求的是加权估价后形成的预期效用的最大化，而决策者的风险偏好程度可用预期效用函数的线性无差异曲线的斜率来表示，即斜率越大风险偏好程度越高，斜率越小风险偏好程度越低。预期效用理论提出，对实验经济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成为有关个体决策实验的—个新热点。

但对现代实验经济学产生重要影响的是著名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的爱德华·张伯伦（E.Chamberlin）教授。1948年，张伯伦哈佛大学创造了第一个课堂市场实验，用以验证市场的不完全性。张伯伦的实验数据显示实验中的实际成交价格与市场均衡理论中所述的均衡价格有偏差，但他本人并未引起重视，也没有把实验经济学当作一个研究工具。人们都把张伯伦1948年的实验看作是实验经济学的开端。这样讲并无否定此前实验的意思。正如史密斯所说：介绍一门学科，人们总想知道这门学科的“第一”，其实这并不重要。比如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他不是“第一”而是“最后”：此前虽然有人到过美洲但并不知道这是“新大陆”，只有在哥伦布之后美洲大陆才为欧洲人所知。我们重视张伯伦实验不仅仅因为它是开创性的经济实验，还在于这个实验吸引了许多优秀人才进行经济实验研究，并且催生了一个天才，使实验方法登堂入室进入了主流经济学的殿堂。

1950年，约翰·纳什(John Nash)将博弈理论引进议价行为模型，并进行纯议价博弈实验。纳什提出有关谈判的对称性、效用线性变换的无影响性和不相关可选择方案的独立性二条公理。满足这二条公理，则存在纳什均衡。纳什通过实验，证明议价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议价者对可能的选择结果的偏好及他们对风险的规避程度和心理承受能力。1951年莫斯特勒（Mosteller）和诺杰（Nogee）用实验研究了在不确定条件下研究个人偏好（选择）的实验。

1952年，美尔文·爵烁和莫莱尔·弗莱尔(Melvin Dresher and Merrill Flood)进行了著名的“囚犯困境”实验。他们的实验证明，即使在一个平衡的博弈里，所观察到的行为也与博弈理论所预测的结果相反。同时，实验证明了博弈理论的另一个预测，即对个人行为的刺激，在某些情况下可能给博弈带来相当的难度。1953年莫里斯·阿莱斯（Maurice Allais）经过反复实验提出了与效用理论相反的观点—阿莱斯悖论(Allais Paradox)1 （亦称“同结果效应”），这是最早通过实验提出的对期望效用理论的怀疑。此后，又有许多学者对此进行大量的实验，验证个人选择理论实验数据，引起了更多经济学者的普遍关注。1957年，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进行了在信息对称下的博弈实验。实验发现：暗示可能有助于产生明显的便于协商的结果，而博弈论的抽象模型可能排除了在协商中起重要作用的因素。1960年，Suppes and Arkigson进行了系列实验，他们不是直接去检验博弈论假定，而是进行关于策略环境的研究，用来验证在博弈情形下简单学习理论的预期力量。他们发现，试验结果能较好地与学习预期理论相一致，但没有得出环境是如何影响博弈理论预期准确性的一般性结论。

当然，将实验方法规范化使其成为经济学的不可缺少的方法应当归功于张伯伦的学生弗农·史密斯（Vernon L Smith）。张伯伦实验的本意只是让学生通过实验了解经济学概念，并没有想将实验作为经济学研究的新方法加以开发。由于实验也没有达到他预期的效果，所以此后他就放弃了此项工作。然而，正像中国一句老话那样“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虽然张伯伦并不看好实验方法，但他的学生弗农·史密斯却以此为契机将经济实验方法发展为如今经济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方法体系。作为哈佛大学研究生的史密斯参加了张伯伦组织的实验，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改进了张伯伦的方法，在他所主持的实验中采用了“双向拍卖”的交易制度，使得交易价格迅速收敛于竞争均衡。1956年史密斯在11个班级进行长达6年的实验，验证了竞争均衡理论1。据此实验所撰写的论文《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Competitive Market Behavior）发表在1962年的《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这是一个开创性工作，它不仅提供了如何科学严密地设计经济学实验的成功范例，而且将实验与十分丰富的经济学理论和假设很好的融合，通过实验结果的丰富内涵来揭示先验的经济理论需要通过可控的实验进行检验的必要性。同时，在这篇文章中，史密斯的实验结果揭示了经济中机制的重要性，并促使理论研究对机制的关注，从而使人们充分体味到实验经济学在提供理论上的启示和新知方面所具有的效力，颠覆或改写了经济学不属于实验性科学的历史，进而展示实验经济学的魅力和前景。

20世纪60年代以来，实验经济学应用的领域越来越广。它经常被用来进行经济理论研究，检验一个经济理论是否成立，研究人的经济行为，计算一个经济制度的效率并进行比较，等等。它也被用来检查一个经济政策的效果。20世纪70年代，实验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国际科学基金会对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提供稳定的支持，使实验经济学的发展有了物质上的保证。在德国和美国，不同的实验群体在各种学术会议上进行接触和交流。1971年史密斯与同事和好友一同钓鱼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讨论，他们认识到实验方法不仅可以应用于经济学，而且还可应用于公共选择理论、公共经济学和政治学等诸多领域。于是在从普度大学转到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之后，他联合了一批接触过社会科学实验的学者如 MorriSFiorina，筹建了“实验经济学与政治科学实验室”，开始了有计划的实验研究。为了避免行为人重复实验的厌烦心理，史密斯在1976年发明了“引致价值方法”(Induced-Value Method)，在实验中创造了现实世界中的激励，以帮助研究者掌握并分析真实的实验结果。用这一方法，人们可以抛开先验的效用函数，直接从后验的交易量与价格数据中找出当事人对财产与商品的价值评价。这一方法论上的突破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撼动了效用函数理论。同时，史密斯还率先采用了“风洞1测试法”(Wind-Tunnel Method)，使得诸如选择性市场设计这类新的尝试在投入实际操作之前能在实验室中先行实施。弗农·史密斯不仅首次阐述了实验经济学的重要性，明确了实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而且他主持和参与许多经济试验，尤其是用实验的方法检测了竞争价格理论和拍卖理论，并提出设计实验的五项规则2，成为实验经济学的真正奠基人。1979年，麦克·克里姆（MacCrimmon）和拉森（Larsson）回顾了若干公理体系和实验证据，提出了新的数据来论证阿莱斯悖论的稳定性。他们发现在不同参数下，阿莱斯悖论所提出的“一般逻辑效果”还是相当稳定的。当然，在极端的报酬和概率条件下，最具生命力。

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整个经济学理论架构的改变，史密斯及其他经济学家除继续延续以往的工作外，又将博弈论引入实验经济学，并作为其理论的基本框架，这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实验经济学的局限性，成为一种更具普适性的研究范式。这段时期，虽然传统的个体决策实验、博弈实验和市场实验等三条实验主线上的研究仍在继续，但是各主线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糊，实验方法已经渗透到经济学乃至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之中。比如在效用论中，研究者开始纳入社会偏好；在微观领域中，有关消费者行为、公共财产、风险选择的研究也开始出现；而在产业组织方面，各种垄断形式都得到了更深入的剖析；在宏观经济和国际经济学方面，财政政策、货币与通货膨胀、国际经济学乃至多部门经济的实验研究已经生根发芽；而社会经济层面中，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障等问题也开始受到实验的关注；而在其他一般的社会科学问题中，日程安排、社会困境等问题得到各个学科学者的实验关注。可以说，实验经济学研究方法已经融入到包括微观与宏观两个方面在内的主流经济学的绝大多数分支领域之中，并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交互影响。基于此，我们看到了诸多显示实验已为主流经济学团体所接受的标志的出现。首先是代表经济学前沿研究进展的世界计量经济学大会于1985年为实验经济学开辟了一个专场讨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实验经济学的发展突飞猛进，而且伴随其成长出现了变成主流学科的迹象，逐渐科学化和规范化，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分支。越来越多的借鉴实验经济学方法的文章被刊载于最有影响力的社会科学刊物上，诸如《美国经济评论》、《计量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杂志》、《经济研究评论》、《公共经济学杂志》、《管理学杂志》、《财务杂志》、《美国政治学评论》、《法律和经济学杂志》以及《心理学评论》等等，实验经济专刊、专著和论文集亦陆续出版。1990年，史密斯出版了《实验经济学》一书。1993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了由两位实验经济学家戴维斯和霍特编著的第一部实验经济学教科书，该书作者断言，“经济学终将成为一门实验科学”。1998年，实验经济学的专门期刊《实验经济学杂志》（Experimental Economics）创刊，标志着实验经济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随后，2000年，弗农·史密斯出版了《实验经济学论文集》。此外，J·卡吉尔(J.Kagel)和查理斯·罗斯(Charles Roth)主编了《实验经济学手册》，实验经济学逐步形成了一套严格的规范和标准。实验经济学的研究团体和实验室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比较著名的有费农·史密斯主持的亚利桑那大学经济学实验室、查利斯·普洛特主持的实验经济学和政策学实验室、John Ledyard主持的加利福尼亚社会科学实验室，以及 John Hey和 Grallam Loomes主持的约克大学实验经济学中心。实验经济学已从美国传播到法国、英国、德国、荷兰、西班牙、意大利、挪威、瑞典、加拿大、尼日利亚、日本、韩国、印度等许多国家。实验经济学的三大研究基地亚利桑那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和德国波恩大学吸引了许多有志于实验经济学研究的学者，目前这一研究潮流正在日益扩展。1999年，著名经济学家宾莫尔(Ken Binmore)在他的论文《经济学为什么需要实验》（Why Experiment in Economics）中曾预言：“目前实验经济学的思想和方法已经如此普遍，以至于可以毫无疑问地说，把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实验经济学先行者的时刻就要到了。” 2002年，宾莫尔的预言就实现了，被称为“实验经济学之父”的美国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Vernon L Smith)凭借他对实验经济学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荣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标志了实验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已步入主流经济学的舞台。诺贝尔奖委员会指出，史密斯的贡献在于将实验室的实验确立为经济学经验分析，尤其是研究可选择性市场制度时的一项工具。概括地讲就是：用实验来解释市场是如何自发地形成的。如果说古典经济学家们用逻辑的方法论证了竞争性的市场过程会产生较好的福利结果（在某种理想情况下，甚至能实现福利最大化），那么史密斯的任务就是发展种种实验技术，用以弥补自古典经济学以来对现场观察的经验解释的不足，在实际中对理论加以补充。

最值得一提的是Falk等(2005)在前人构思的基础上完成的一个大综合，充分发挥巧妙的实验设计在检验竞争性理论中的功能。他们在各种环境中检验了耗成本惩罚的动机。类似新颖的研究还在继续，并且越来越多。在这些研究中，实验者充分发挥创造力与想象力，利用实验设计控制着感兴趣的变量，展示实验在检验理论、比较筛选理论、发现新规则以至于机制设计上所起的作用。其中最出彩的地方在于，他们或者以一种新颖的实验创设出一个符合理论预设的环境，使得针对理论的检验变得直接；或者是抓住理论与理论之间的根本差异；抑或者构思如何控制某一变量，从而使得变量之间的因果联系变得清晰可测。

在实验经济学先驱的努力之下，实验不仅取得了一些很有说服力的理论成果，而且成功地应用到了这些实际的问题中，成为经济学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分支之一，它的影响遍及经济学以及其它社会科学学科，其在政策分析、决策和评估上的实用价值也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和欣赏。在研究领域，实验经济学也已经大大拓展了自己的研究范围，经济学的许多基本领域已成为实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实验研究已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一种常规手段。早期实验经济学主攻方向是：个人经济决策、博弈论和对市场机制的模拟。目前，实验经济学一方面在传统的博弈论和市场均衡领域继续精耕细作，大量的实验数据对于纳什均衡改良理论的发展，助益颇大。另一方面，实验经济学还被应用于宏观经济学的许多领域，例如，股票市场分析、不同国家和地区风险态度的比较、公共财产、消费行为、货币和通货膨胀以及国际贸易、投票理论、外部性等。可以说经过50多年的发展，实验经济学对经济学以及其它社会科学学科的影响已日益广泛和深入。近年来，随着经验的积累、电脑的普及和人才的培养，实验经济学开始走向科学化、多样化和规范化。

二、实验经济学对传统经济学的突破

随着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较早地配备了独立的理论体系，但是与其相应的实验检验却相对滞后，实验经济学一经产生，立即显示出它的蓬勃生命力。随着经济学新的裂变不断发生，传统的方法论基础也在动摇：一方面，经济学的传统假设，尤其是有限理性、纯粹自利和完全自控假设面临着越来越精细的检验和修正，也越来越受到诸多方面的质疑；另一方面，伴随着经济学分析方法的不断细分，社会的、心理的以及伦理道德因素在对人类决定进行的理论与经验研究过程中的影响越来越大，研究成果的形成也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从实验室的试验过程获得新的数据，而不是依照传统的方式(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来获得。实验经济学的出现和发展使经济学家可以在实验室中研究人类的经济行为。随着实验经济学的发展和社会的实际需要，实验经济学将会转而会解决更为实际的经济问题。

1、在检验方法方面的突破。经济学用于检验理论的工具或方法是什么?长期以来，经济学用于检验理论的工具，主要依靠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即靠对(过去的)经验统计数据的分析观察寻找答案。这种检验往往是事后的，它不免有“事后诸葛亮”之嫌。用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做工具，也似乎相当于以理论验证理论。直到近20-30年，自然科学中常用的研究方法—受控实验1被引进经济学研究，应运而生的行为经济学尤其是实验经济学的诞生，从而改写了经济学长于经验统计数据描述而缺乏科学实验的历史。

现代经济学研究一般运用逻辑演绎和计量统计的方法，而实验经济学提出一种新的实验的研究方法，对传统经济学解释的方法进行了拓展。经济学是用来揭示现实市场运行的。经济学家虽然构造了大量的深奥的、技术复杂的经济模型，但这些依靠逻辑推理的方式建立的模型与现实市场的相符程度到底怎样？经济学想成为科学理论就必须给出适于观察的完善的理论评价方法。事实上，主流经济学对经济模型的评价方法的发展却是相对滞后的。传统的经济理论的评价来自计量经济学的统计验证，但是，由于忽视或有意回避科学实验，经济学以真实数据为基础并主要依赖计量回归和统计推断的实证方法确实存在很多问题。首先，由于经济数据来自真实世界而不是可控的实验室实验，我们很难排除其他因素对实证结论的干扰。自然市场在不同程度上都被证明缺乏控制。有时候某些突出的数据在原则上存在，但实际上要么相关数据或者无法取得，或者难以精确取得，因而也就无法对现有理论或相互矛盾的不同理论做出取舍。例如萨缪尔森曾提出一个命题：自由贸易将导致要素价格均等化，但在实际的国际贸易中，需求和供给无法直接观察和精确度量，，是要素价格均等化的可靠性也就无法验证。尽管计量经济学的回归方法能够对一些扰动因素进行控制，但对其他控制变量的选取很大程度上融入了操作者的价值判断，因此，我们很难判断一个理论或模型是否失败、何时失败以及失败的原因所在。其次，传统的经验数据，作为检验依据，具有不可重复的缺陷，就是所谓的“历史不会重复”。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缺乏可重复性经常是非实验观察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因为其得到的数据是在一个特定的非重复的时间和空间环境中自然发生过程中获取的，而与此同时另外一些不能被观察的因素却总是在变化。由于“历史不会重复”，我们不能对进行实证检验的社会经济现象进行再现，也就是说我们很难对已有的实证结论进行重新检验，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检验方法的有效性。第三，传统经验性数据存在“整体性”缺陷。作为行为命题或理论结论直接反应的经验数据，因为是一种整体的数据，无法成为区分理论的分类数据，这样就失去了对行为命题和理论预测基本的检验能力，因为这些经验数据中既包含特定理论假说的环境特性，又包括其他众多干扰变量所导致的结论特征。第四，传统经济学所主要依赖的检验工具计量经济学自身也存在—些局限性或弱点。计量经济学曾经并且现在仍然是我们研究经济问题的一种主要手段，它的应用最初基本是基于以下两个前提：一是经济学是不可实验的，或必须在一定环境约束下的局部的实验性学科；二是偏好和知识是无法被直接观察和控制的。这两个前提使我们无法对一些基本的经济问题作出合适的回答。计量经济学由于受到变量和方程数量的限制，再加数据的不完全可靠，它所得出的结论不一定符合实际，而且会增加一些新的问题。总之，计量经济学将近70多年的努力虽然把数据分析提升到了一个高深复杂的水平，特别是在用总量数据比较宏观经济理论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当问题涉及新古典的基本命题的评估和改进时，计量经济学并没有提出让人信服的有效方法。

实验方法则弥补了传统检验方式的这些缺陷。实验经济学的异军突起，它使得经济学可以从模拟现实的实验中获取接近真实数据，以检验理论的现实性、客观性、科学性、公理性、普适性。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经济学用“理论检验理论”的尴尬。实验经济学家认为检验经济理论的实验工具至少具有两个优点，那就是可控性和重复性。可控性是指通过实验方法，研究者可以人为地去干预、控制研究对象和研究过程，即研究者可以根据自己的设想来设计实验过程和实验环境，并且能在实验过程中进行人为的调节和控制，以便能更好地揭示对象的内在本质。重复性是指实验者在一定的条件下进行独立实验并提出结论后，他人可依据他的条件重新进行实验，从而能独立地证实或舍弃前人的结论，也就是可以对前人的结论进行证伪。如果实验环境能尽可能地与现实经济环境相符，且重复实验的结果非常稳定，则这一结果就很有可能在现实经济环境中再现。现实统计的经济数据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干扰，很难证实数据的精确性，精心设计的经济学实验不仅具有可重复性，而且可以生成源源不断的有效数据，进而可以模仿外界因素突然变化后的经济行为的反应，这就为判断某一经济理论是否正确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检验方法。实验与计量的不同之处在于，人们总是能够在可控的重复环境中实施另一系列的“关键性”实验来检验完全相反的假设，以应对持不同信念体系的学者的质疑。比如，对于可以在实验室中精确地控制并作出测量的各种相关变量，如制度与环境中的各种要素，学者可以在不同的实验中或者在同一个实验的不同时间点上，将所考虑的因素固定在某个水平上；或者是在不同的水平上进行变动，进而观察这种变动带来的结果，评价实验经济系统的绩效。实验的可重复性使得其他经济学家能够排除无关因素的干扰重新检验实验结论，使得经济理论能够在不断地检验或证伪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在实验经济学中，越来越多的重复试验是非常重要的，重复性试验结论的一致能说明实验的可靠。实验经济学将实验的方法引入经济问题研究，是经济学方法论的一次重大变革。实验方法的可控性和重复性使得我们对于经济理论的接受或拒绝是基于一个可以重复进行的严格证伪的实验过程，而不是基于权威、习惯或研究者偏好，从而保证了经济理论的科学性。

2、对“经济人”假设的突破。自19世纪末期新古典经济学兴起以来，经济学研究有一个最基本的关于人类行为的“经济人”假设。现代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为经济分析的科学化（特别是数学化）提供了理论前提。“经济人”假设主要包括两方面的意思：（1）人是自利的，追求自身利益；（2）人是理性的，具备一定的知识和计算能力，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经济人”都是谋求利益最大化的个人，他们做经济决策时，都是从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出发考虑的。曾几何时，经济学是一种“沉闷无趣的”科学，就是因为它假定人是自私的和唯利是图的，人是“欢乐与痛苦的计算器”，且其计算速度如闪电一般。“经济人”这架计算器，就像一粒充满着幸福渴望的水珠一样，在某些使它游离于幸福与痛苦之间的动因的作用下，振荡不已，总是处于“一种连续的警觉状态”，一旦它们那敏感的直觉嗅察到了供给与需求状况的变化，它们将立即改变价格或改变定价原则。虽然“经济人”假设不失为经济学家分析个人经济行为的基本前提，但却并不完全是现实情况。“经济人”假说忽视了人类多方面的动机，因为除了金钱财富，还应包括情感、自我实现等，这些需要受到历史文化、道德习俗的重要影响，建立在自利基础上的逻辑演绎法抽象掉了复杂的社会因素和社会成员的相互影响。

目前实验经济学中对于理性假定问题的研究已达成以下一些共识：（1）个体理性假定并不能保证必然达到个体效用或福利的极大化；（2）理性假定会受到行为重复性的影响；（3）理性假定受到“公平性条件”要求的影响；（4）非理性因素会受其所处的文化背景的影响。实验经济学抛弃了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行为假设，代之以一些行为的实证命题，作为理论和实践探讨的出发点。实验经济学将经济参与人实证化，定义为可犯错误的、有学习能力的行为者，更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合理性。显然，实验经济学预见到了传统“理性经济人”假定的某些缺陷可能带给实验分析的危害，即高度的认知水平和完备的逻辑推理能力很难在众多实验被试者身上找到普遍的存在依据。因为当事人思考问题和进行决策并不一定遵照经济学家的所描述的模式，但这些更现实更具体的行为方式并不一定导致理论的失败。经济学家可在实验的基础上调整前提假设，增加理论的适用性。比如，阿尔文·罗斯（Alvin E.Roth）就提出了参与人行为理性低和参与人为认识有限的适应学习者的命题。实验经济学的研究证实了西蒙的思想：无意的行为可能会产生比按逻辑推理行为更合理的结果。

总之，实验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经济学科，对传统经济学产生了有力的冲击与挑战。实验经济学和其他经济学理论学派不同，它不是以相对独特的理论体系为特征，而是对经济学研究方式的革新，它揭示了传统经济学的缺陷，并且为此提出了经济学的前进方向。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促进了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拓展了经济理论的研究成果，同时使经济学的研究更具有实践性和趣味性，把人们的决策行为当作了研究的对象，让人们参与到实验环境之中，使人们更具有机会分析他们亲身参与所产生的信息，把一些经济运行的过程纳入到了研究领域当中，以便于人们发现更符合现实的经济规律。随着实验环境和实验条件的进一步改善，实验经济学的发展会更加完善，一定会对主流经济学产生更加重大的影响，成为经济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研究工具。

三、实验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

其实，我国也做经济实验。在邓小平总设计师的规划下，我国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与其它领域内的改革一样循序渐进、步步深入，遵循着先试点后推广的思路进行，不断地试错、不断地完善，这本身就是一种实验的思想。比如，改革开放初期，开办经济特区，深圳就是最有名的特区之一，这是一种大型综合的经济实验。还有各类农村土地制度试验区。关于各项经济改革，也进行过各种各样的试点。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试点，股票市场试点，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等等。当然，我国的经济实验和实验经济学的经济实验还是有一些区别。我国的经济实验一般是综合的、在真实环境中实施的尝试，一般周期比较长，结果的解释弹性大。而实验经济学的经济实验确实是真正意义上的实验室里的实验，可以对影响因素实现控制。有人说，实验经济学的经济实验是小试，我国的经济实验是一种中试，这有一定的道理。他们各有各的用途，不能互相替代，它们的作用是互补的。在我国也应该可以开展实验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实验研究。

实验经济学在我国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获得了快速的发展。1994年，中国人民大学陈禹教授发起并成立了我国第一家经济科学实验室，并自主开发了基于网上运行的实验系统，启领了我国实验经济学研究的先河。同年，汪丁丁教授在《经济学动态》第7期上发表了《实验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建设》一文，系统地介绍了实验经济学的基本理论。2000年，厦门大学的高鸿祯教授开始先后承担了福建省社科基金项目“实验经济学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实验博弈论及在投资决策中的应用”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实验博弈论及其应用”等，并主持了几期博士生的“实验经济学讨论班”，发表了一些相关的报告。在此基础上.，他还主持并出版了我国第一本较为系统地介绍实验经济学的著作《实验经济学导论》，填补了国内实验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一项空白。随后，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开大学的经济学院或管理学院相继建立了自己的经济学实验室，进一步加强了我国实验经济学研究的力量。

2005年8月，由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名誉理事长张守一研究员和全国经济对策论研究会倡导，北京机械工业学院工商管理分院承办，在北京首次召开了我国“实验经济学学术会议”，与会人员经过深入地交流，总结了我国实验经济学研究的成果，明晰了实验经济学在我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与趋势，有效地促进了我国实验经济学的发展。会议决定从2006年起组织召开全国性的实验经济学学术研讨会，以作为相关的译介、研究、交流的基础平台。后会议提前至当年的12月份在首都经贸大学召开，并取名为“博弈论与实验经济学学术会议”。这次会议的参加人员扩展到全国30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百名代表，而且从经济学者扩展到心理学家和计算机专家。会议就实验经济学与各个学科的关系及其可能的发展方向进行了探讨。会上还出现了一些真正的实验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会议决定将全国经济对策论研究会更名为全国博弈论与实验经济学研究会，并定下每年召开一次会议的计划。在这些努力之下，国内实验经济学研究不再一片空白。不过从这些努力(特别是其成果)中可以看出，我国的实验研究现状还远无法跟国际上的研究进展相提并论。首先，由于理解上的误区与管理体制上的一些缺陷，国内建立的许多实验室走向“计算机仿真”，甚至是一些电子计算系统如税收征管、国际贸易实务、证券交易、财务管理、电子商务等的教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实验室。因此常见的情况是，实验室变成一个“机房”，一个学生学习使用各种软件的地方，而并没有在实验经济学的研究中发挥作用。另外从已经出现的实验研究成果看，很多研究仍然局限在实验经济学出现的一些背景、意义及其与相关学科关系的探讨上。真正在实验经济学领域及其主题内进行的研究仍然很少，更不用说系统性有计划的研究了。

实验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经济学科，它具有对许多经济理论证实或证伪的科学的方法。这也正是实验经济学备受经济学家青睐的关键之所在。正如史密斯所讲：一项未经实验过的理论仅仅是一种假设而已。而这种理性思辩、数学思维、实验方法等科学精神，正是中国经济学界所欠缺的，甚至是中国经济学家的软肋。实验经济学的确立与发展，显然有利于我国科学精神、理性精神、创新精神的觉醒。

当然，从目前的状况看，我国发展实验经济学的条件也已经具备：（1）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学研究水平已经今非昔比。这种智力与知识以及研究经验的积累是可以直接借用的。作为一种方法，实验经济学最大的要求是研究者需要小心地对待实验假设与设计。（2）作为一门新兴不久的学科，实验经济学的一切还处于发展之中。因此虽然我国的实验经济学研究水平与国际水准的差距很大，但并不会如传统经济学一样已经形成锁定。而且，其他领域研究的差距并没有携带地影响到实验工具的利用。甚至，现阶段起步进入实验研究还可以为我们带来一种后发优势，因为许多实验研究的经验、技术都是可以直接借鉴的。(3)相关学科技术的发展已经可以确保研究者不会面临技术的瓶颈。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些资金的支持和围绕相关主题而进行紧密的协作。

现代经济学诞生以来，经由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的创立及运用，到新兴学科实验经济学的应运而生，反映出经济学由经验数据描述到科学实验的学科发展轨迹。这种经济学的精密化、科学化、数学化、公理化、模型化、公式化、图表化、符号化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不断发展、创新、完善的过程。它也是一种传统，一种理性思维，一种严谨求证的科学精神和学术传统。在西方，在科学界，在经济学界，理性思辩、数学思维、实验方法等科学精神，源远流长。这对我国经济学的发展也是一种有益的启示。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随着实验经济学知识的普及，使用实验经济学方法来研究我国的经济问题一定会从无到有并得到发展。对于我国的经济学界而言，实验经济学的创立与发展，为我们探寻市场经济理论，学习、研究、借鉴西方经济学，提供了一门新的学科、新的研究方法、新的思维方式；同时也为解读经济学的可信性、科学性提供了有效的工具和手段；并为中国经济学家与国际经济学界对话提供了通用语言和共同研究领域。对于我国的研究者而言，实验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一个新的对话平台，更是一个巨大的发展新理论的机遇。其基础在于转型的大环境为我们提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源与样本源。因此，随着人们对实验经济学的了解和深入学习，心理分析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方法，实验经济学必将成为我国一部分经济学者和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研究对象和分析工具，也将对我国的经济学研究产生不可忽略的促进和影响，我们可以很有信心地展望我国实验研究的“凤凰涅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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