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编辑跟我商量，能否把太宰治的《人间失格》翻译成中文。其实《人间失格》已经有中文翻译版本了，他们觉得翻译得不地道，又觉得我的写作风格跟太宰治很像，所以找到了我。关于后一点，他们的考虑是对的，翻译某种意义上说是再写作，但并不是说你随便再写一个作品，而是要写出跟所要翻译的原作精神上契合的作品。这很难。所以当初，我看鲁迅翻译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觉得非鲁迅还真翻译不出那准确味道来。这是最高境界的准确，那种只知道在字词句上亦步亦趋的，甚至一手拿着字典翻译的，用叶廷芳先生的话说，简直是笑话，应当坚决杜绝。
    至于前一点，恰是我不敢翻译的原因。翻译难，翻译好更难，翻译日文，简直难上加难。我说过，日语是很暧昧的。作为中国人，最初往往不能理解。并不是说不能听懂他们讲什么，而是不能准确领会那语言背后的意思。每个词都听懂了，整个句子也明白了，但是其实并没有明白他们的意思。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第一次在日本签证。战战兢兢准备了签证材料，包括所在学校的出勤率证明，考试成绩，经济担保人材料，一大摞夹着，去了入国管理局。那里有好多人，蝗虫一样，大多是中国人。不料百密一疏，仍然出了皮肉。那个签证官在我的护照上敲下一章，丢了回来。在我之前，就有几次中国护照被这样丢出来的，丢垃圾一样，中国那褐色护照，跟其他国家的不同，一看就看得出来。单那色彩，就很泥土，好像特地要告诉人们：我们是黄种人，我们是土人。那签证官还嘟囔了句什么，我没听清，再问，听明白了，对方是说你能否弄清楚某些东西。既然是“能否”，我能，就连忙点头说可以，要开始说明，对方却不听我的，仍然说了那一句，用的仍然是委婉的商量语气。我仍然试图说明，对方火了，又瞧了瞧我，大概明白了，我是中国人，并不能听明白，索性明确吐出一句：“回去！”
    原来对方是让我回去。可是对方却是用商量的语气。按我的理解，说这种意思时，一定不是那种语调的。这种情况也常发生在其他同胞身上，比如日本人叫你传递个东西，会说：“能否传一下？”既然是能否，那我就可以说否。结果，刚去日本的中国人往往会说：“不能。”对方马上脸灰了。原来虽然用的是商量语气，其实是你叫非做不可的。到后来没好果子吃了，才知道自己冒犯规则了。既然是非做不可，你日本人何必用这种语气？如此谦卑？
    其实，谦卑未必就是卑下，它是一种素养，甚至是一种自傲。所以敬语并不只是为了尊敬别人，同时也是塑造自己。我多次听日本人对我说：日本是世界上最讲究礼貌的民族，其他民族的语言都没有这么复杂的敬体。可见他们多么自豪。晚辈对长辈怎么说话，长辈对晚辈怎么说话，女人对男人怎么说话，男人对女人怎么说话，下级对上级怎么说话，上级对下级又怎么说话，都是要讲究的。不仅说话，还有鞠躬，不同身份的人之间，谁得向谁鞠躬，腰要弯到多少度，都有具体规定。刚到日本的外国人，对日本的敬语甚是头疼，往往只能简单表达意思算了。日本人往往也不计较，知道外国人掌握不了这些的，原谅地笑笑。能原谅他人的人，一定是身居高处的人，又是高下立现了。所以他们那么认真地坚持着暧昧又刻板的语言。
    说日语暧昧，只是说对了一个面，另一面恰是，它又很讲究准确。使用敬语是一种准确，在动词的表达上，又是一种准确。比如在表现时间上,汉语要表明某个动作发生的时间，是在动词前后加上时间副词，比如那个烟草局长日记里，就很“汉语”地使用了：“已搞”、“正搞”、“待搞”。过去时是“已搞”，进行时是“正搞”，将来时是“待搞”，作为动词的“搞”一直没有改变，跟时态脱钩，无论时态怎么变，这个“搞”是搞定了的。但是具体什么时间点“搞”？“搞”的本身是不管的。中国人的意识里，只有宏观的时间。
    日语则不一样，动词词尾都是する，当一个动作已经发生、正在发生或者将要发生时，动词词尾的する就会有相应的变化。而且这个变化是自动的，只要使用某个动词，这个动词的词尾就要有相应的标识时态的变化。这对我这个中国人是挺难适应的。当在一种语言的时态不同能够决定其动词变化时，那么，使用这语言的人对时间的概念是极其强调的，表现在其性格上，那就是守时。我在日本第二天，就不守时了。严格说，是失约，被狠狠地怪罪了。虽然对方是中国人，但是已经是在日本很久的中国人了，中文跟我相比，差远了。日语却讲得很日本，于是也习惯了日本人的守时。我这么说，又有褒扬日本人的嫌疑了，有人肯定又要不爽了，“汉奸”的帽子“将盖”到头上了。

    忽然想到，以民族血统论人，其实是很荒谬的，甚至“国民性”。台湾和香港就是中国人，他们说的也是中国话，处世风格却跟大陆的不一样。这么看来，语言也未必就是思维的方式，拿文化说事，也不靠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