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罡

       近段时间，关于智障包身工的事件已是沸沸扬扬，大有丑闻四起，网民啸聚之感。
       “工人们逃跑就遭毒打，干活如牛如马，吃饭与狗同锅，工钱一分都领不到”——由新疆本地报章揭发开始，众多媒体在托克逊县2010版“包身工”事件中陆续爆发能量，斥此事件“是文明社会的羞辱”、“人性之黄昏”、“再次刺痛我们的神经”。《华西都市报》以“落网”为题，在头版宣告原籍四川渠县的黑心老板父子在成都被抓，18名智障者获救。此后，针对此事件的评论也逐渐爆发！
       《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强调张春贤那句“上天入地”的缉拿指示后，以评论质问：没有“德障”者，哪来智障包身工？据《新京报》介绍，涉嫌向新疆工厂输送智障工人的曾令全，原是“渠县工商联执委”。因此，有网友要求不放过“智障包身工”责任链上的每一环。
       智障包身工事件为契机，整个社会炸开了锅。杨耕身在《东方早报》上发文叹息：从2007年山西“黑砖窑”事件至今，已没有哪一年不曝出同样的事例。这一切让你不得不确信，在那些被解救的“黑窑奴”之外，还有更多的“黑窑奴”；那些被曝光的“黑砖窑”之外，也还有更多的“黑砖窑”。刘洪波在《齐鲁晚报》上的《愤怒，还是耻辱》一文中，新浪编辑们推荐时给出的黑字提要是：“耻辱，不仅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奴役劳动时有出现的环境之中，而且我们自己也未必不是那环境的一部分”。
类似的评论还有很多见诸报端，此处不一一赘述。
       就智障包身工而言，更加令人恐惧的事需要我们思考:据《云南信息报》描述，虽然渠县政府宣称从未审批过输送智障工人的“乞丐收养所”，但其实“十多年前就有了”。
       既然如此，那么成都双流交警梁忠“为领导服务”之思想又是何时形成的呢？梁忠也是因为一段记录其口称视频而成为新闻人物。不过，当百姓从这一妄语中清醒过来后，不但觉悟到了这个问题的实质所在，更是指出了这一思想形成的打开时间。
       就在舆论热潮后的第二天，梁忠面临的舆论压力陆续转移到了他的服务对象身上。网友们终于清醒地认识到，称梁忠只不过说了一句“大实话”，于是开始更多地将矛头指向那些需要交警开道的领导，称“该停职的是动辄让交警开道的官员们”。《中国青年报》的文章则强调：梁忠原话中并没有那个“只”字，只不过说了“为领导服务”和“领导重要”，但即使是“只为领导服务”，也不过是句大实话：警察只为领导服务，也不能全怪警察，主要根源是有官员滥用警力的制度病灶。《南方日报》刊文称：一个普通警察“是无法抗拒上级命令的”：他是在执行公务，只不过执行得有些脾气暴躁，执行得对普通公民出言不逊。相对于成都双流一个县城来说，北京交警要服务的领导更多更大。但似乎没有听到哪个交警发出如此诳语。这就说明，有什么样的地域环境，就会造就什么样的百姓以及什么样的官僚！
       今日之中国城市，站在改革开放、科学发展的罪前沿，也是拥堵的核心区；城市里的官僚们也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推手。然而，那些享受特权的“公车”在城市里唯我独尊已是不争的事实，正因如此，他们也就成了今日媒体最集中指责的对象。诸多媒体批评限行、限购、提高停车收费、征收拥堵费之类的法子，“板子全打在了老百姓头上”，并要求首都治堵“公权作表率”。
       当然，拥堵并不是中国城市的“专利”，而是社会发展过渡时期的“流行症”。日本东京拥堵过，英国伦敦、美国纽约拥堵过，但治堵的方法似乎不可能千篇一律，更不可能复制了事。
       当有媒体报道了纽约、伦敦治堵有方的现象，《南方都市报》专栏作者发言，声称“最重要的真相”是：受制于狭窄而不规则的街道，伦敦中心城区在高峰时段的拥堵现象，并没有因为“拥堵费”而得到解决。新浪亦推荐了一则来源于央视《朝闻天下》的实录，强调“脱离现实的治堵方案可能水土不服”。央视评论员杨禹表示，伦敦收拥堵费的做法到了北京可能水土不服，“这么多的高招，看上去都很漂亮，但是它不一定能够符合这个城市的实际情况。”
       《光明日报》刊发评论，呼吁标本兼治：限行等治标之策大都很具体，执行起来也较为容易，而调整规划等治本之道，涉及更高层次的权力协调和利益平衡，更因其缺乏立竿见影的效果，操作起来动力不足，困难重重。但遏制北京交通拥堵继续恶化，时间紧迫，需要只争朝夕、迎难而上的勇气和从根上治理的决心。
       所有的愤怒、痛心、无奈和郁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1年《社会蓝皮书》都得到了体现，根据门户网站引述，调查显示我国城乡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下降，小城镇居民降幅最明显。腾讯加推2010年第4季度央行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结果：居民对物价满意度1999年四季度以来最低，未来物价上涨预期加剧。
       也许这一切都将成为普通百姓对当今社会的痛心、无奈和愤怒已经膨胀，不过只是一种隐形的膨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