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解放区组装了两套无线电台
1948年夏，我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毕业前，我已被系主任钟兆琳选定到北京清华大学电机系当助教。北上的日期是八月三十日，我将在上海家中渡过暑假。
一天下午，交大同年级同学甘维垣来家找我。他身穿一件黑布短袖上衣和白布短裤，一付老乡打扮。我不知他的来意，遂带他到我的工作室坐下。那时我只知道他在毕业前就不见了踪影。有的同学告诉我，他去浙江省四明山解放区了。
甘维垣开门见山，告诉我，他刚从四明山解放区带了一个重要任务回到上海，部队需要二部无线电台供司令部应用。他刚回到上海时，不知道找谁才能完成这项既有难度又有相当风险的任务。后经交大地下党研究，不妨找我谈谈。因为他们都知道我会组装无线电收音机，曾在1947年暑期，应电联社程传辉等同学的建议，办了一期无线电学习班。不过大家都不知道我是否组装过无线电台。程传辉告诉他，这事只能找吕维松。如果他没这方面的经验，还可请他帮着找别人，让他不妨先来找我谈谈。这时我心想，你还真是找对人啦。
我的确组装过无线电台，还通过自已的电台同近在上海地区，远在外省的电台通过话。但这是1939年抗战时期的经历，抗战胜利后我就没再摆弄过。
我毫不犹豫地接下了甘维垣带来的这个任务，这使他感到意外，他没想到我竟如此痛快地接过了他的担子。他当时拿出一根金条，当时称一根金条为一条大黄鱼，作为购置无线电台全部另部件的费用，并告诉我，组装和调整完成后，由我直接送到另一位交大同学武国定家中，他不再同我见面。
接此任务后，我首先需将这根金条兑换成现金，且兑换工作必需保密。
我找到同班同学周榘良，他父亲是位银行家。果然，不几天，周榘良将一根大金条换成了十块小金块，时称小黄鱼。我将这些小金块交给我大哥，请他帮我换成现钞，大哥并没有问我这些小金块的来历，他对我如此信任使我倍增信心。
第二步便是制作电台的底板和购置这部短波无线电台所需的全部另部件。我们家有我自已的工作室，是母亲给我腾出来的位于一楼的一间厢房。在这间厢房里，设有全套钳工器具，有电钻，台式钻，台式老虎钳，电动砂轮和全套钻头。因此我可以方便地自已制作电台用的组装底板，难点在于要购买到这部无线电台所用的全部无线电另件和大功率真空管。大部份无线电另件可选用普通收音机或扩大器所用的。但在电台的的输出段，必需选用大功率如809类真空管，还需有指示短波电台输出功率和谐振电流的高频电流表。
这种电流表仅仅用于无线电发射机中、短波无线电台上。购买无线电零件时，店主若是内行人，他立刻会知道我是用于组装短波无线电发射机的。走这一步，确有些风险，我必需谨慎从事。我知道过去在外滩有一家出售短波无线电台上述关键另件的店铺，但已事隔多年。于是我骑着那辆由我自已组装的微型摩托车到外滩附近，一条条街，一家家无线电商店寻找，终于找到了一家出售各种无线电另件的商店。
我将摩托车停在另外一条街上，步行去这家商店，顺利地买到了一对大功率809真空管和高频电流表这两种关键另部件。出店后，我有意绕了几条街后才走到我那辆摩托车旁，带着零件把摩托车开回了家。
组装和调试没化几天时间。我家原在房顶装有天线，多年来一直没用，也没拆掉。试机时，将电台的输出端接上天线，将电台开机并调至予定的谐振频率时，电波就从天线上发射出去了。这时，我用一个连接在一个仅一圈的短波线圈两端的手电上的小电珠靠近电台输出端的高频线圈。这时小电珠呈微红色，它验证了电台已有输出功率并正在发射电波中。
我当时还考虑到，还得为电台配电源，否则在没有交流电网供电的农村地区，电台就没法工作了，需要为每套电台配置一套手摇发电机。我设计了一个手摇发电机的方案，用自行车的齿轮传动系统带动一个小功率的直流电动机。直流电动机是从旧货市场买来的一套美军剩余物资，原用于飞机上一套带高速比减速齿轮的直流电动机。于是，自行车的大齿轮通过链条带动这套齿轮转动直流电动机。
因直流电机是连接在齿轮系统的高速轴侧，直流电机将高速运转，输出220伏直流电压，该直流电压由一台交直流变流机组转换成电台所需的五十赫芝，220伏交流电压。这套变压、变流系统且配置了交流电压稳定器以适应手摇速度的波动。 有意思的是，这套手摇发电系统除自行车另件外，其他各关键部件，带高减速齿轮的直流电动机，直流交流变流机组和稳压装置都是从旧货市场上买的。
一天下午，我将全套装置包装后，附上使用说明书，骑了我那俩微型摩托车送到甘维垣指定的地点，位于上海沪西胶州路西侧一间楼房内武国定同学家中。从我家到武国定家约用了二十来分钟。在路上行驶，我尽量避开有警察岗位的十字路口，此时心中也比较紧张。因为这已是这件事的最后一个环节，必须得安全地通过这段路程。
摩托车速度较快，一路上未受到任何干扰，平安地到了武国定家中。他正在家中，也知道这件事。我交待清楚后，留下了这套短波无线电台后就回家了。我一直惦记着这套电台的下落，不知它是否能顺利地运进四明山解放区，是否能真正在部队中发挥了通讯联络作用。
三十年后的七十年代末，我从包头回到北京，在冶金自动化研究设计院工作。因我们四八届电机系有多名同学在北京工作，且有每年有同学聚会一次的习惯。我终于遇到了当年的交大同学甘维垣。他己改名为甘平，且已是总参装备部的部长。
在我问起当年这两套无线电台的下落时，他说：电台完整地运进了四明山解放区，并正常运行，为部队解决了通讯难的困境。他这番话，终于使我心中长达三十多年的悬念得到圆满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