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试图寻找中国必须城市化的理论根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没有提到，于是明白了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便有了各种各样的论调，一帮小丑你方唱罢我登场，玩弄朝政，乱百姓耳目。叫得最欢的莫过于樊纲先生，其声称城市化是一个必然而又痛苦的过程，而我不得不说，接受樊纲先生的论调远比城市化更为痛苦。
痛苦的根源在于其将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强行放到中国现代化建设初期的一截小溪之中。樊纲先生说，发达国家的农民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不超过3%，中国主要以农业收入为生的群体大概占到劳动力的30%左右，所以城市化是必然的趋势。中国的农业从业比率需要达到这样的比值吗？中国14亿的人口数量，以及基尼系数奇高，中国需要更多的粮食供给。要让中国3%的农民供应14亿人的口粮，农业的生产效率需要多高？如果达到这样的效率，我看中国倒不必去城市化了，还不如让中国农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给全世界的人供应粮符合中国甚至全球的绿色低碳的经济结构调整需求了。不要总是拿发达国家做盲目的攀比，如果非得要这样比较的话，以樊纲先生这样的经济研究水准早就失业了--但我也不是说中国目前的现状就可以接受樊纲先生这样的经济研究水准。虽然城市化是全球不可避免的大趋势，但中国目前还不具备高度城市化的条件，包括经济、政治、群众文化素质等条件均为成熟，极力提倡加速城市化无疑是拔苗助长，电影《让子弹飞》里有这样的一句话：“步子迈大了容易扯着蛋”。
中国失业率近几年不断上升，城市化只会使得社会闲置人员更加严重，而耕地面积的剧减使得农产品的供应大量减少，成为农产品价格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樊纲先生说，这些人都会成为消费的需求者啊。大学里西方经济学开始就讲有需求不等于有效需求，莫非樊纲先生一贯喜欢闭门造车，专心研制中国的经济理论了？失业人员的需求如何刺激供给呢？恰恰相反，持续收入的丧失必然导致需求萎缩。以上是经济条件的不成熟。再谈政治条件，城市化涉及多方面群体的利益，利益的再分配机制需要由民主公平的政治环境做保证，目前中国的政治环境教人担忧，垄断、暴力成为利益再分配机制的重要手段，在此环境中进行城市化无疑是让垄断、暴力势力浑水摸鱼，祸国殃民。其次是群众文化素质低，人口的大量闲置和聚集将导致群众内部矛盾爆发，而目前的司法的低效率和高成本将此类矛盾基本杜绝在法律解决机制之外，这类矛盾的演变将会根本影响社会的稳定。
还有一个痛苦的缘由是樊纲先生的无耻辩解。他说，“为什么农民非得进城？这不是我们要他做的，这是人自己的选择。因为什么？因为现在农民的收入只有打工仔的一半，因为农村的生活分散地居住，太分散了，基础设施效率太低，服务业不能发展，家庭生活不能社会化，等等。”近代中国的发展自始是以牺牲农民利益满足城市为基本策略的。革命战争时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牺牲了农民的生命和其它利益，经济制度改革以“剪刀差”的方式进一步剥夺了农村发展的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后“先富带动后富”的政策根本把农民已被牺牲的利益弃于历史之外，虽然中央近几年实行“三农”政策，但有多少的实质性惠农措施被有效实施并在这么短的时期内发挥作用呢？在中国目前这样的经济环境下，农民不进城有选择么？哪一个农民汉子不愿意在自己的土地上创造财富安居乐业而要跑到他人的地盘上看别人的脸色吃饭？基础设施效率低，难道要农民自己掏腰包筑路建桥吗？中国４万亿的投资有多少用到了农村基础建设？高铁沿线农民通过工程建设获得的劳动收入不过是真正获益者嘴角上掉下来的一粒面包渣子，建成的高铁更方便的将农民运送到城市为发达地区经济做贡献，还要通过高昂的票价将农民的血汗钱剥夺回去。与发达国家通过技术控制以及产品技术标准将像中国这样的生产大国完全的排除在利益分享群体之外是多么的相像。
资本主义的圈地运动发生在工业化产生大量劳动力需求之际，而中国社会主义的城市化又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
作者：邵彩华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