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目送之年。

　　百年前，他们来了。

　　他年仅23岁，初出茅庐便带来了石破天惊般的《雷雨》，成就了中国话剧史上的一座巅峰。他是曹禺。

　　他吮吸着大堰河的乳汁，动情地呼唤，“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至今回荡在神州大地。他是艾青。

　　他寥寥数笔，勾勒出一个名叫三毛的孩子，激励了一代在动荡年代里愿意投身革命的年轻人，又温润了一代在和平年代里充满想象力的年轻人。他是张乐平。

　　还有他们，钱钟书、华罗庚、赵超构……

　　百年后，他们走了。

　　他是祖国最后一位公派留法的前辈。他说，怀有同样心愿者无别离。他是吴冠中。

　　他毅然净身出户，世上从此少了一位历史学家，多了一位环保专家。他是梁从诫。

　　他把国家需要当作个人专业，义无反顾地弃文从理，走上科学救国的人生道路。他是钱伟长。

　　还有他们，华君武、张仃、范敬宜、范用、黄宗江……

　　他们是“五四”精神激励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百年轮回。今日， 当我们的国家已经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当我们的经济规模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当我们的文化末梢已触及全球每个角落，我们再次回望：目送这些渐行渐远的背影，是为寻找下一个百年的文化旗手。

　　所谓大师，学高为师。

　　在这个世界上，总有这样一些人：我们与他们从未谋面，未曾亲耳聆听过他们的教诲，未曾完全读过他们的作品，也不十分了解他们的学识范畴，但只要一听到他们的名字，我们便会油然而生一种崇敬之情。

　　钱钟书如是，钱伟长如是，曹禺如是，梁从诫，范敬宜……亦如是。此正是大师风范，高山仰止。

　　何谓学问？钱钟书说，“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而所谓“二三素心人”就是不染铜臭名利之人，他们以学术为己任，坚持孤独淡泊，坚守学问尊严。

　　因为这份“素心”，在《雷雨》问世之后，当有人诘难，曹禺的戏剧“抄”自外国的希腊悲剧、易卜生等等。曹禺如是回应：

　　我追忆不出哪一点是在故意模拟谁。也许在所谓“潜意识”的下层，我自己欺骗了自己：我是一个忘恩的仆隶，一一地抽取主人家的金线，织好了自己丑陋的衣服，而否认这些褪了色的金丝也还是主人家的。

　　大师的答辩，坦荡而真诚。否定“抄袭论”的批评，却并不讳言对外国戏剧的借鉴，并提出了“用他人的金线来织好自己的衣衫”的接受美学思想。治学正道，舍此何在？

　　何如今日。在面对批评和质疑时，有几人能够做到如此回应？学术抄袭、学历造假、雇凶报复……一个个师魂落魄的偶然，一次次地触碰心灵底线，诚信无存、斯文扫地的又岂是仅仅某些人的形象，而是值得整个当代中国知识阶层的反思与反省。

　　大师之道，唯诚能至，唯信而达。

　　他们的人生，本是寂静。

　　10年前的一天，“这个世上唯一的钱钟书走了”，不见喧闹的纪念活动，怀念在心底安静流淌。10年后的周年纪念日，依然如此。

　　这是钱钟书先生心底所愿。知他的杨绛先生说：“他从不侧身大师之列……他只是想安安心心做学问。”

　　人们经常无法想象，这个脑袋是怎么长的，竟书写出如此多令后人难以企及的波澜壮阔。惊叹之时，人们总是忘记去关注他两耳不闻喧嚣事的用心苦读，墨守完整人格的刚毅坚卓。

　　还有范用。“我的朋友都死了，我现在的生活还有什么意义？”许多年，许多次，他这样反复念叨。在他眼里，他的朋友们不过是一册精装书，一本毛边书，一捆袖珍书，一列线装书等等，他的谈话、他的爱好、他的任何活动几乎全部与他的文化界的朋友有关。他的朋友，亦是他的世界。

　　他们耐得寂静，独自清高，却愿意俯身百姓中间做一个最忠实的倾听者。

　　在北京大杂院里住了25年的吴冠中，画出了波澜壮阔、绚丽多彩的艺术人生。对于创作的目的，大师如是说：自己有两个观众，一个是西方的大师，一个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作品既要专家点头，也要大众认可，能够感染大众，提高大众审美趣味。

　　他们，走上了艺术的最高处，走进了人生的最深处。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他们出身不同，他们境遇迥然，他们领域各异，然而，一份浓浓的家国情怀，却都是伴随一生的精神支柱。

　　从1934年第一张漫画作品发表，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华君武的一生总是那么“严厉”。人们说，华君武的漫画是战斗的檄文，是人性的镜子，是精彩的人物画。但每一幅漫画的背后，是老人对祖国富强美好的热切期待。

　　国强而民尊。钱伟长，这位新中国的传奇科学家，一生致力于强大国家。1931年，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痛感国弱现实的他弃文从理，从此走上了科学救国的道路。若干年后，每当人们问起老人这段经历时，他总是说，我没有专业，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从一名讽刺性的漫画家到新中国的装饰设计师，家国巨变改变了张仃的艺术人生。无论是作为新中国国徽的设计者之一，还是首都机场和北京地铁壁画群设计的主持者，当曾经隐藏在讽刺漫画中的强国追求变为现实，张仃的艺术创作也回到了少年时的情怀：让祖国看上去很美。

　　还有吴冠中老人。曾经认为把画捐到国外去更便于传播中国美的他，最终将自己最好的画都留在了中国，让那些想看的人和想研究的人都到中国来。

　　大师之大者，家国情怀之谓也。正是大师们从这里传承，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方能历久弥新；正是大师们从这里出发，东方古国的文明魅力才如此闪耀于现代艺术星空；正是大师们从这里走过，当代中国的文化文明才会如此流光溢彩。

　　目送，为这不舍。

　　那个始于“五四”的，充满激情、充满理想主义的人文时代，那些把德先生、赛先生看得重逾生命的传奇人物，终于远离我们，渐行渐远成一个个不再回望的背影。

　　目送，为这前行。

　　他们的背影，勾连着中华民族从屈辱走向伟大复兴的百年史。悬望两个世纪，复活我们的记忆，用他们所独具的理想主义和科学精神，温暖和慰藉今人浮躁的心灵。

　　在目送中，我们寻找到取舍的智慧。

　　人口空前膨胀，江河污染，空气质量恶化，湿地减少，荒漠化严重……面对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种种“现代病”，人们难忘梁从诫先生的教诲：“其实对于幸福生活，我们完全可以有另外的一种理解，那就是在物质上简朴一点，在精神上丰富一点。”梁先生如是说，也如是行：外出开会自带筷子，洗衣、洗菜的水冲马桶，再生纸印名片，居室不精装，不买私家轿车……

　　在目送中，我们寻找到前进的力量。

　　在上海大学的一次毕业典礼上,93岁高龄的钱伟长，面对在座的莘莘学子,深情地说：“我希望给我们的校训加两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是什么,是老百姓；忧的是什么，是火箭升不了空,是假冒伪劣产品那么多。孩子们,你们是否能记在心上？”

　　是的，我们记得。目送，不是送别。目送，是汲取力量后的整装待发，用我们新的创造，迎接民族复兴的重任。

　　今天，我们依然期待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