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信奉斗争，在他的心目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他自己更是号称“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这“三乐“中，他老人家最大的乐趣无疑是“与人斗”了。纵观毛泽东一生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不停的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历史。最为让人开眼的是，他老人家的与人斗，除了跟敌人斗外，更大的兴趣是窝里斗——斗自己的人，而且，显得格外的其乐无穷。我们不妨来看看热闹。
还在苏区时期，毛泽东就开始斗自己人了。毛泽东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刚刚建立，却遭到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挑战。毛不能容忍有任何影响自己权威的反对力量，而不管这种反对力量是来自红军内部或是地方党组织。为了维护自己在根据地的权威，毛一举挣脱党道德和党伦理的约束，不惜采用极端手段镇压被他怀疑为异己力量的党内同志。1930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近来赣西南党内呈现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领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冲塞。……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赣西南党非来一番根本改造。”同年10月2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的联席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强调：“改造全部党的组织，重新建立，不使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AB团）留在党内团内……严厉地镇压AB团，处决AB团中一切活动分子。”在这种气氛下，江西苏区实行了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红军宣传大纲语），到处都在大抓特抓AB团。据《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记载，被捕的犯人被“双手吊起来用牛尾竹竿子毒打，用香火或洋油烧身，一批批绑出去杀了”。 被打同志“皆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有的人被当场折磨致死。12月8日，李白芳、马铭、周冕的妻子来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当作AB团抓起来，被施以严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 为了节省子弹，红军中通行的处决手段是用大刀、梭标、木棒行刑。有的老同志回忆说，在当时政治保卫局所在地附近河滩上，尸横遍地，河上腥红。萧克回忆：“在肃AB 团达到高潮的1930年11月底至12月初，他所在的师没干什么别的事，主要精力就是打AB 团，杀了六十人。十几天后，该师又决定再杀六十多人。军政治部告诉我们，你们那里有AB团，并具体指出几个人……就凭这一句话，根本没有别的材料，就把他们抓起来了。提审他们时都不承认，一打，一审，他（们）承认了，还供出十几个人的名字，又把那十几个人抓起，再打，再审，又供出几十个。”这场反ＡＢ团的肃反斗争随后更扩大到整个苏区，因此而被害之人据改革开放后中共中央统战部统计，竟多达７万人之巨。
长征途中，开始斗张国焘。张国焘是五四时的北大学生领袖，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曾经多年在党内排名位于前三名。与李大钊、陈独秀都有着极为深厚的友情，是中国共产党高层中唯一受过列宁接见的人，也颇受孙中山的赏识，并与孙中山就国共合作、中国的前途多次作过深入交流。长征途中，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和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合会后，因为政见不同，分道扬镳。后来三大红军在陕北合会后，毛泽东强令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组成西路军，借马家军力量将其全部消灭。在延安对已经是光杆司令的张国焘进行公开羞辱：有一回看戏，演的是唐僧取经的内容。毛泽东突然对身边的一个民主人士说：“唐僧西天取经谁最坚定？唐僧。谁最动摇？猪八戒。”接着他指着坐在他左边只隔一个座位的张国焘，说：“他就是长征路上的猪八戒。”张国焘闻言大怒，哐啷一下站起来，向剧场外走去，骂了句：“无耻。”毛泽东面不改色。最后，忍无可忍的张国焘只好出走国统区，投降蒋介石，并于１９４９年后隐居香港。 １９６８年移居加拿大，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逝世。
到陕北后，毛泽东斗争目标指向陕北创始人刘志丹。毛泽东不想把刘志丹作为敌人消灭，他想借助刘的巨大声望来统治。毛也不想留著刘志丹——同样是因为他在陕北有巨大声望，于是就有了所谓“东征”。在陕北安顿下来不久，毛泽东著手实行打通苏联、接收军火的战略方他。毛的计划是东渡黄河，到富裕的山西省去，在那裏招兵筹款，如有可能建立根据地，再向北去苏联卫星国外蒙古边界。 东征於一九三六年二月开始。就像长征一样，口头宣传说东征是去打日本。其实一个日本人也没打，连日本人的边也没沾。毛泽东招了些兵，了些财物，但不等靠近外蒙古，就被蒋介石的军队赶回了黄河以西。在这场短短的征途中，刘志丹死去，年仅三十三岁。现在一般记载说他死在战场上，但他死的前後一切细节都说明他是被谋杀的。刘志丹死的那天是四月十四日，在黄河渡口三交。官方说法是一挺敌人的机关枪，在扫射進攻的红军时，打中了他的心脏。但刘志丹并没有在進攻的红军行列裏，也没有在两军的交叉火力线上，他在两百公尺外的一座小山上用望远镜观战。如果打死他的真是一挺机关枪，那挺机关枪也太神奇了：它本来在朝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射击，突然一下子转了个大弯，就那么一颗子弹，从两百公尺外准准地射在刘志丹的心脏上，精确度真能使神枪狙击手汗颜。只有可能死于谋杀。
延安时期的斗争对象是王明。王明原名陈绍禹，安徽六安人。早年参加过学生运动，在“五卅”运动中加入国民党。1925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回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又随米夫去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任教。是共产国际代表。虽然作作为在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莫斯科曾在赞扬毛泽东是“出色的党内领袖和国家人材”。但因为是毛泽东与共产国际之间的障碍，加上在1942年延安党整风时，王明不愿顺应毛泽东旨意，自行检讨自我作践，因而成为斗争目标。最后落得一无是处，于1956年去苏联定居，1974年3月病逝于莫斯科。
建国后，第一个被毛泽东斗争哲学青睐的则是高岗。作为陕北根据地创始人的高岗，曾作为毛泽东的心腹进入北京，担任要职。但因准备自己组阁，挑战了毛泽东权威，于1954年2月在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上被撤消了一切党内外职务，管教居住。1954年8月，高岗已被管教半年。他写给中央的《我的反省》已交上去100多天了也没动静，绝望中，他先是开枪自尽，被抢救回来后又吃安眠药而告不治。高岗死后，周总理有明确指示交待：葬在万安公墓，要立碑，只写“高岗之墓”，不写立碑人，不写年月日。由于安葬 当天没来得及立碑，后来做了一个墓碑，没有刻写墓主的名字，没有墓主的生卒年月日，也没有碑文，是一个真正的无字碑。
接下来就是彭德怀。1959年的庐山会议，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想就当时客观存在的问题跟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做些交流，可去找毛泽东时，毛泽东睡了。于是就决定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不便在小组会上谈的想法，陈述了他对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被称为万言书），信中首先肯定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的成绩是正确的；接着指出大跃进的问题所在，“１９５８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１９５９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他直截了当地指出：“浮夸风、小高炉等等，都不过是表面现象；缺乏民主、个人崇拜，才是这一切弊病的根源。”这信的写作过程是：7月13日中午，彭德怀拿着拟好的提纲，把参谋王承光叫来，口述了他给主席写信的内容，让参谋起草初稿。然后，彭德怀作了修改，交参谋誊清，成为二稿。7月14日中午，彭德怀又对二稿仔细作了修改，交参谋誊抄清楚后，彭德怀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下午5点半左右， 王承光奉彭德怀之命，把信送给毛泽东的秘书高智。然而王承光在抄信时，把彭德怀信中说大炼钢铁“有得有失”错抄成“有失有得”。然而，这四个字严重刺伤了以大跃进为自豪的毛泽东。毛泽东勃然大怒，在以后组织的对彭德怀的大批判时，专门对“有失有得”四个字特别指责说，把“得”放在后面，“失”放在前面是经过仔细斟酌的，目的就是全面否定大跃进，否定他毛泽东！得一顶反党集团的帽子因此从天而降！然而，让人感动的时，即使在这种泰山压顶的情况下，硬汉子彭德怀为了避免株连身边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对这工作人员的一个失误作一句解释和辩驳。彭德怀最后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帮助毛泽东扳倒彭德怀的刘少奇很快成为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对象。刘少奇最伟大的功劳在于从事了一项发明创造。他提出了“毛泽东思想”。一九四五年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七大”，刘少奇在会上热辣辣地夸奖毛泽东。他做了几次报告，次次都是嘴巴上盛开喇叭花。有一次报告，他总共一百零五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毛泽东被他表扬了绝不下一百次，如果加上“毛泽东思想”就更不计其数了。他几次脱离报告，去解释那个刚被分娩出来的字眼。每到这时，他的声音都会提高八度。念稿时他还稍有结巴，这时却流利如水。他一次一次地用手劈开胸前的空气，他特别激动。当他最后一次作解释，说出了那句在以后被千万次重复的名言时，他的声音嘶哑了：“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已经用他的思想把我们全民族的思想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结果刘少奇在文革中被打到，死得很惨。
又一个接班人林彪于是粉墨登场。林彪在29岁就成为了抗日红军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他是毛泽东最为赏识的得力干将。他年轻有为，在红军征战中迅速擢升，靠平型关战斗得以扬名，在解放战争中显示才能。因在打到刘少奇中与毛联手，被列为接班人。很快，因为不满足于自己这个疑似接班人位置而与毛发生冲突，于1971年9月13日乘机出逃，最后几乎全家丧命。
毛泽东一生与人斗是否真的其乐无穷旁人无从知晓，但中国却因此大踏步后退，到他死时，整个“经济到了崩溃边沿”却是事实。而另一个事实则是：毛泽东临死前，身边已基本没有了亲人和朋友，有的只是几个名不正言不顺的“服务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