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十大丑闻”评选引发市场大讨论


公司十大丑闻”评选引发市场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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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2-25

大众证券报

  自12月15日《大众证券报》开展“2010上市公司十大丑闻”评选活动以来,已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数万名投资者通过网络、电话、短信、信件等方式进行投票。截至昨日下午6点,在19家候选上市公司中,凯恩股份最受投资者关注,得票数超万;两面针、宗申动力得票数超过8000票,分列二、三位;其余七家分别是江苏三友、苏州恒久、哈高科、深鸿基、佛塑股份、熊猫烟花和天山纺织。
  本次活动不仅吸引了广大投资者积极投票,同时还引发了市场关于“规范市场建设、净化投资环境”的大讨论。不少高校教授纷纷通过《大众证券报》为中国资本市场建设提出独到的建议。

  方正商学院郭士英:提高违规成本

  方正商学院副院长郭士英在接受《大众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说:“我认为上市公司主流还是好的。少数公司造假丑闻频频发生,行业整体的违规成本低是主要原因。恶性的事件就应该有人追究,尤其要追查其造假的目的、手段和受益人,利用造假操纵市场并谋取暴利的,最可恶,应该没收所得、罚款并追究责任人的责任。”
  郭士英表示,全流通的市场,全体股东利益趋于一致,短期行为应该会逐步减少。依法运作是所有企业的最低准则,公司诚信是上市公司市值财富的一个重要标准,这需要上市公司董事会和经营班子高度认同,不要过多关注概念和炒作,同时要与时俱进,避免‘三高’。除了不断提高在专业领域的盈利能力和核心将竞争能力以外,更应重视企业的长远利益,要加快转变经营模式,更加关注社会效益和企业形象。
  由于今年上市公司触线环境污染的行为较为突出,郭士英对此尤为关心。他说:“随着社会进步,人们对环境保护越来越重视,上市公司作为公众关注的企业要成为表率。国家关于经济转型的大要求是明确的,环境友好型企业是必须的,不认真对待就会失去更多支持和机会。其实前天我们方正集团苏州钢铁厂厂长朱峰来集团讲课,他说‘这几年苏钢在环保方面的投入是不折不扣的,增加了成本但改善了环境和企业形象,得到了政府、客户、员工和居民的好评和支持’。不过,对于环保问题也要辨证看,一些上市公司为了环保批文费尽周折。环境不达标的固然应该认真整改,但如果不属于原则性的问题,并且企业真重视、有承诺,主管机关还是应该理解企业的诉求,环保不是一步到位的,资本市场需要效率。个人觉得,严格要求和弹性管理都不能走极端,要循序渐进。”

  武汉科技大学董登新:我最憎恨内幕交易

  “我最憎恨的就是内幕交易,我觉得内幕交易是不可饶恕的,假如纯粹的信息造假,它不存在内幕交易的话,可能还不存在个人的非法获利,内幕交易主要是以个人的非法获利为前提。”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在接受《大众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说,除此以外,在环保方面,很多上市公司做的非常差劲。特别是一些国字头的央企,它们公然对抗环保司法部门的检查和相关整改的要求,这个在社会上起到非常不良的示范效应。央企本来应该做表率,但是我们看到很多央企,公然以它的行政级别来对抗司法部门,这是非常可耻的行为。
  董登新认为,所有丑闻归根结底都是诚信问题,而诚信问题主要集中在信息披露上,包括内幕交易、报表造假等等,都涉及到信息披露的问题。目前出现这么多的问题,主要是我国对于信息披露的违规等恶劣行为没有足够的法律威慑力。在美国,无论是上市前信息造假还是上市后信息造假,包括高管和董事会成员,除了经济制裁以外,法律制裁也非常重视,严重的都需要坐牢15年到30年,比如唐氏诈骗案,光经济罚款就能够使当事人倾家荡产,还要加上几十年的坐牢。在我国,信息披露违规,一般情况下就罚个20万到40万,这点钱对上市公司来说,其实是九牛一毛,我国对这方面的经济制裁相对而言比较轻,没有足够的威慑力。
  他还表示,除了法律威慑力以外,还要在行业自律、上市公司规范引导方面下功夫。企业的诚信还有个培育的过程,和完善市场机制有关。如果说市场机制缺陷越多,法制漏洞越多的话,企业诚信的提升也就越慢。我们中国市场经济也就十多年,所以企业诚信和企业素质还有待于提高。这是急不来的过程,就和我们说民主和自由一样,它有个递进的过程,期望它一步到位是不可能的。即便是这个过程比较漫长,但是我们辅之以法律的威慑力和舆论的监督力,这种力量是无形的,这样能够加快企业诚信提高的速度。

  南京大学陈莹:关注丑闻发生的原因

  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陈莹副教授在本报开展的“公司十大丑闻”中也投了票,他选择的是江苏三友、佛塑股份、中山公用、紫金矿业、洪都航空、熊猫烟花、ST得亨、天山纺织、亚星化学等十家公司。
  陈莹分析表示,从特点来看,今年上市公司丑闻主要分为三类:一是关联交易,通过一些虚假交易来获得公司未来成长的亮点;二是会计作假;三是和地方政府合谋,比如中山公用。
  “出现这么多的丑闻,我认为主要和三个方面有关系。”陈莹向《大众证券报》记者说,“第一,和市场氛围和文化导向有关系。比如说在美国,它对上市公司本身的质量也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但是美国强调信息披露,打个比方说,你可以是个不好看的人,但是你必须把真实的一面展现出来,投资者根据这些信息来判断,来定价。中国市场上不是这样,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还没有形成。很多人都想象成这样,上市的公司一定是非常好的公司。在这种市场文化下,我国的上市公司当出现一些问题以后,它就不敢把自己不好的一面暴露出来。一旦出现问题,就想办法隐瞒掉。第二,和宏观经济的环境有关系。前一次上市公司集中暴露丑闻,是2004年到2005年,我记得那个时候陕西的多家上市公司就爆出了很多问题,而且是一些非常恶劣的问题。有些上市公司的假账,是通过关联交易的方式,可能这些交易内部是有问题的,但至少这些交易本身还是存在的。04、05年的时候,有些公司连交易都不存在就虚构银行存款,这种行为是非常恶劣的,比如当时的金花股份、秦丰农业。为什么在04、05年的时候集中暴露出来呢?这个跟宏观经济的点位有关系。当经济处于底部的时候,很多上市公司业绩都不好,有些公司就做假账来虚增业绩,拼命给自己‘化妆’。07年的时候,整个市场很好,上市公司的业绩相对好一些,这样集中暴露的丑闻也少。05年处于前一个经济周期底部的位置,2010年开始到2011年,大盘之所以在这个位置难上难下,其实是和经济周期有关系的。这个就是宏观经济对上市公司造假的影响。第三,和不同省市的经济基础有关。华东地区稍微好一点,一些经济相对薄弱一点的省市,上市公司暴露出来的问题也就多一点。”
  本次评选活动投票截止日期为12月31日,欢迎读者继续投票。

  记者 张世斌 钱呈于世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