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个演进的过程”。中国如何在诸多“两难”中择道而行，是我在旧历年前回望前路与展望后途时想得最多的一个问题。
【2010“答卷”】
继“2009年将是中国经济最为困难的一年”之后，政府领导人在年初就预言：“2010年将是中国经济最为复杂的一年”。而之所以“最为复杂”，就在于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种种棘手的“两难”问题。
比如，在宏观政策上，2009年中国经济如期实现“V”字型反弹，但面对外部环境的种种不确定性，尤其是面对世界经济随时可能“二次探底”之忧，况且，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发达经济体2010年都在维持低利率政策，美国甚至推出了QE2，中央政府理当继续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正如江湖上那句老话“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为反危机已投放的海量流动性终于在2010年“还宏观经济以颜色”：CPI一路高涨，并转化为对普通百姓的庸常生活中柴米油盐的压力。于是，宽松政策保增长，还是收紧钱袋子控制通胀，这一“两难”选择就成为过去一年中困扰决策者最大的问题。
再比如，在汇率政策上。在遭受金融危机重创之后，拜赐于2010年出口恢复到危机前水平，长三角、珠三角外向型企业终于重现生机与活力。按理说，为了让外向型企业更好地休养生息，也为了让其能吸纳更多就业人口，央行此时是不宜让人民币升值的。但是，从年初开始，各主要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一日甚过一日;即使是央行在6月份宣布启动人民币汇改，并在短期内使人民币实际升值幅度超过3%，但9月29日美国会众议院仍然通过《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并把联合他国共同施压人民币升值作为其短期“经济外交”重要目标之一。况且，从内部需求看，人民币升值可以为实现经济增长立足于内需这一发展方式转变服务。就这样，在“两难”中如何选择汇率政策，又成为这一年中各界关注的重大热点。
又比如，在产业政策上，房地产价格不断高企，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已发展成为社会甚至政治问题。因此，2010年两会之后，中央政府似乎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实现过去8年间重复了几十遍的调控目标。但决策者心中却仍然不能不掂量：如果房地产价格真的跌落，与房地产关联的相关产业必然萎缩，会不会再度使宏观经济增长“伤筋动骨”?会不会使本来债务累累的地方财政更不堪重负?会不会使金融系统呆坏账突然增加?会不会……于是，决策者在“两难”之间的犹疑，自然反映到当下房地产市场僵持这样的闷局。
甚至在财政政策上，国家也面临诸多“两难”：继续刺激经济增长需要减税，而为控制财政赤字又不得不加税;需要提高普通居民尤其是劳动者收入，但又不能把因惠民而增加的财政压力转嫁给政府与企业;地方已经投资的项目不能成为“烂尾”，但后续资金却不能再依靠已承债过度的“融资平台”……
社会建设同样歧路重重：提高全民保障水平任务十分紧迫，然而，已有人在提醒所谓“福利国家陷阱”;收入分配悬殊正在拉大阶层鸿沟，但亿万富翁享受政府提供保障性福利也仍然有“很好的理由”：这个国家最需要的是鼓励创业与创新;网络民主、志愿者组织兴起、社区自治、村民自治甚至业主自治正在扩大并催生新的社会空间，但如何将其引导到有秩序与建设性方向尚存疑问……
面对上述种种“两难”，平心而论，2010年中国交出了一份不错的答卷：经济增长有望保持两位数高位;物价总水平仍然能够得到有效控制;人均收入有望首次突破4000美元，中国正式进入由“中等收入国家向初步发达国家迈进”的新阶段。不仅仅是经济成就不错，我们同时也不应吝啬我们对其他方面进步的赞美：在重新明确了以公益化为方向和惠民为目的之后，新一轮的医改、教改进展迅速;上海世博会与广州亚运会，让世界再度见识了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
还想说一件小事：就在当地时间11月6日早上，我正在华盛顿的五月花酒店。打开电视上Washington Journal 频道，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发表亚洲之行前最后一次白宫演讲，主题是对美国劳工部刚出台的就业数据发表看法，但他的演讲是这样结束的：“我刚刚知道，中国现在拥有地球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不久前中国还拥有了世界上最快的火车。中国人正在做他们该做的事，我们怎么办?”那一刻我是真激动了。
【现实问题单】
中国人习惯于说一句话：“万事开头难。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也因此特别注意“做好开头”。而在执政者日程表中，2011年恰因其是“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而被赋予了非同寻常的意义。
但我们可能更为关心的是：201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各种“两难”问题，在2011年到底能否得到有效解决?
而冷静下来想，2011年中国的发展可能不仅延续着2010年已经有的“两难”，而且还不得不面对可能更让我们难以抉择的“两难”。
我们先看中国经济在2011年可能面临哪些“内忧外患”。
从内部环境看，中国宏观经济在2011年面临的“内忧”，仍然主要来自于此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采取的扩张性政策留下的“后遗症”——当然这是中国经济过去两年历经风浪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实现企稳回升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一是通货膨胀。从理论与经验看，即使央行采取收缩性货币政策，但要消化此前过度货币投放引发的通胀，至少还需要9个月左右时间;再考虑到国际范围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国内农副产品供给情况，预期2011年前三季度CPI仍可能在4%左右波动。二是产能过剩。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国进行了大规模投资，实施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刺激了经济增长。但却使金融危机前本已过剩的产能进一步扩张。目前还尚有在建产能，2011年产能过剩矛盾有可能进一步突出。
从外部条件看，即使到2011年，危机的影响也仍然是“进行时”，而不是“过去时”。
一是发达经济体复苏前景仍然不明朗。特别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表明，只要全球资本市场去杠杆化过程没有完全结束，不定何时就会冒出一颗随时能将世界经济二次拖底的“炸弹”。在外部经济仍然充满不确定性环境中，中国经济要想在2011年仍然保持“一枝独秀”非常吃力。实际上，外部需求再度相对萎缩，已经下拖了近期中国商品出口增长速度。
二是世界范围内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仍然在不断出台。中国已是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最大受害国。实际上，英国全球贸易预警处发布的数据显示，各国对华已在实施和正在准备实施的贸易保护计划均已列世界首位。2011年中国外贸将可能更受其害。
三是针对人民币汇率的“货币战争”。尽管由于美国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出台时机很蠢(美国人评语)”，使得不久前G20峰会上中国人民币升值问题未成为焦点，但不意味着压力得到缓解。预期2011年人民币汇率问题可能会被反复“炒热”。而当前中国外贸领域内众多企业的实际利润率在2%~5%之间。如果2011年人民币持续升值，对于中国沿海部分外向型企业的打击可能并不亚于国际金融危机。
2011年中国经济上述“内忧”与“外患”交织，会延续甚至加深宏观政策选择的“两难”：经济增长的外部不确定性与遭遇贸易保护主义，表明如果要维系中国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可能还是需要宏观政策维持其扩张性，需要稳定汇率，需要更好拿捏房地产调控力度;而通货膨胀、产能过剩与外部压力，则需要扩张性政策的退出，需要不断提高汇率弹性等等。
但这并不是全部。一个更大的“两难”越来越紧迫地要求我们解决：能否在确保主权与核心利益不被损害的前提下，维护好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不断上升，过去五年经济总量更是相继超过英国、德国与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中国的发展速度之快让世界很不适应：三年前，中国GDP是美国的24.9%，而仅三年后中国GDP是美国的39.3%;中国的发展速度之快甚至令我们自己都不相信：三年前有学者还在抱怨中国高速公路总里程数与美国一样，但跑的车子只有美国一半;而仅三年后的今天，公里数差不多，但中国车子数量已超过美国。正因此，我们完全可以预期，只要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进程不被逆转，十年后的中国将一定能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宏伟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刻甚至可能提早到来!
然而，也正因为一个崛起的中国即使自己不主动挑战世界既有秩序，但也不可避免地触及原有利益格局。于是，2010年下半年，中国周边风云突起：先有钓鱼岛事件，日本防卫大纲借机剑指中国;再有黄海军演，“华盛顿号”航母甚至进至中国专属经济区;复有南海争端复杂化与国际化，美国公开插手地区事务，甚至挑拨中国与传统盟友关系;直至最近，朝鲜半岛局势再度波诡云谲。一时间，对我形成战略上围堵、安全上威胁、责任上施压等等态势。而且，上述任何一个动作都足以刺激起每一个中国人敏感的神经，并威胁到国内因各种矛盾交织本已比较脆弱的安全。
因此，2011年乃至今后更长时间，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局面：我们仍然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所以希望不与外部世界发生任何冲突;然而，当某些势力看准了“千方百计维护好战略机遇期”是我们之欲求，利用此危及我安全与发展核心利益时，我们该怎么办?总不能当“鸵鸟”吧!?
【2010路线图】
有一个很俗的小故事：牧羊人让一个书生把一群羊赶进羊圈，书生在羊群后面吆喝了半天，也没有完成任务;而牧羊人只是在群羊中找到头羊，悠闲地牵着这头羊往圈里走，其他羊只全跟着进了圈。这是否可提示我们：面临的诸多“两难”有如羊群，而要解决它们只需抓住其中的“领头羊”呢?
我个人历来主张，这个“领头羊”或“切入点”就是：决策者应该把未来政策基点放在提高全社会尤其是普通人收入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我设想的发展“路线图”如下：“国民收入倍增”——“百姓富裕”——“购买力上升”——“内部消费总需求上升”——“经济繁荣”——“企业利润高”——“充分就业”——“收入增加”——“百姓更加富裕”——“购买力更高”——“消费总需求继续上升”——“经济更繁荣”——“企业利润更高”……这显然是一种良性循环!而从宏观决策层面上看，当中国经济真正能够依靠内需实现增长，就无需过多顾忌外部环境变化，决策时需要考虑的因素将简单得多。
于是，这样的局面也就是细节了：通过把房地产定位为“必需品”，而非投资品，就可以兼顾房地产持续发展对经济的带动，以及满足人民群众“住有所居”的愿望。而新加坡的成功之处正在这里。
更为重要的是，当全社会普通人收入增加，社会公平正义得到保证，国家内部安全有保障，人民内部团结，我们就不惧怕外部各种势力挑战。历史的经验与教训都反复表明，一个国家如果内部贫富悬殊、阶层分化、官员腐败，不同利益阶层之间“分配性冲突”剧烈，这个国家不仅内部不安全，也无所谓“外部安全”。在这方面，近现代中国都有惨痛的教训：即使晚近至甲午战争，满清王朝经济总量也仍然高居世界第一，但仍然输给了列强;反之，如果一个国家做到了内部各阶层相处和谐，上下齐心，在实现共同利益过程中同时实现各阶层利益，就可以最大限度凝聚国家与民族共识。这样的国家不仅内部是安全的，同时它也将使其潜在敌手不敢贸然侵犯，从而外部也是安全的。而唯其如此，我们也才能同时维护发展与安全双重利益。
或许2011年太短，无法完全实现上述设想，但我们有耐心有努力，只要这个国家每天都在进步!
清云高乎兮， 与子翔兮， 乐无绝兮。 清波澄乎兮， 与子游兮， 欢无矣兮。 清山秀乎兮， 与子栖兮， 悦无极兮。诚邀您诗意栖居静心岸，博海听涛<@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