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替代了过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说法，这种全新的提法有着其深刻的理论背景。
　　发展经济学告诉我们，经济增长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的物质产品和服务的增加，即社会财富的增长、产出的增加，常用GDP或GNP类系列指标来度量。现实中有两种经济增长方式：一种是通过增加资源投入和消耗来实现经济增长，即粗放型增长方式；另一种是通过生产要素质量和使用效率的提高来实现经济增长，即集约型增长方式。从建国到80年代中期，由于基础差，底子薄，许多经济门类处于从无到有的创始阶段，我国采用的是粗放型增长方式，突出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80年代中后期，我国国民经济总量已具有了相当规模、工业体系也较为完整，但资源供给的约束性开始凸显并呈变强态势，转变已有经济增长方式呼声四起。1987年党的十三大首次提出“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向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的新要求；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进一步明确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把它与“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并列为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应该说，在整个国民经济尚未完全告别短缺的时代，将促进经济增长同时注重生产要素质量的提高和合理优化利用作为经济建设的主线之一，无疑是合理、准确的。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方针要求下，我国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资源要素利用效率有了大幅度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也有了一定的改观，国民经济年均增长速度保持在两位数以上，成效是可见的。

上世纪末，我国经济整体告别了短缺时代，目前已经进入工业化的中期，一些发达地方甚至已处于工业化的后期，经济总量今年底很可能跃居全球第三位。此时，国民经济的质量问题越发受到重视，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经济建设主线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原因在于：一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能改变单纯追逐GDP的现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目标还是指向数量的增长，依然强调量的扩张，只不过突出通过资源要素的高效、合理利用来达到这一目标。各地实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最终落脚点还是会比较GDP的多少，不可避免地会像过去一样出现“GDP大战”、“跨越式发展热”，使资源环境都蒙受严重损失。二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没能突出强调经济质量的整体提升。三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所涵盖的内容局限在经济领域，不能反映经济建设全貌的弊端越来越明显。从我国经济体规模的不断增长、复杂性增强的趋势可以发现，不少经济因素或直接或间接决定于社会、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其他因素的状况，分析经济问题不可避免地要重视其他领域的因素。比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求我们在发展“中国制造”时要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充裕的优势，减少物质要素的投入和消耗，提高产出的软化系数；但当“中国制造”发展到目前这样的水平时，劳动力资源的弊端动手能力强的技工大量缺乏的问题日益突出，成为“中国制造”进一步发展的掣肘因素，而解决这一矛盾必须依靠社会教育培训在内容、方式上及时改革跟进，这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所没涉及的。

在目前的形势下，单纯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提法已不适宜指导我国经济建设的全局，就是经济增长方式本身的转变也不可能彻底。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5.5%，却消耗了世界54%的水泥、30%的钢铁、15%的能源，反映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任务远未完成。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既涵盖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又突出经济结构等质量指标变化、还涉及到与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非经济因素的新的指导方针，以此指导经济建设的开展，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替代“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便应运而生。

第三，完善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

国民消费水平直接取决于国民可支配收入，然而，现有的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倾向于国家和企业,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偏低，且收入分配差距正逐步扩大。为此，应继续加快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扩大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之中的比重。一方面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探索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模式。另一方面应推动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扶持低收入群体和提高农村民收入，保障居民财产性收入稳步增加的长效机制，同时，依据经济形势和物价变化，建立动态的最低工资标准制度和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

第四，依据产业的特性采取差异的产业投资政策。

投资政策一直是作为世界各国引导产业资本流向的重要手段。为此，政府应依据产业特性制定细化的投资政策，对于低能耗、低污染、高效益的产业可适当放宽投资政策约束，而对于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产业可设立限制投资的政策和法律，增强制度对产业发展的约束。对于需要鼓励发展的第三产业应设立行业之间更为相对有效的投资优惠刺激政策，同时，但凡法律未明确规定禁入的行业领域都应向社会资本公开、透明开放，且依据内外资同等国民待遇的原则，第三产业向外资开放的行业领域都要同等向内资开放，以引导资金、人才等生产要素流向第三产业，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度。

第五，深化价格机制改革，健全资源和环境价格制度。

价格机制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核心，合理的价格机制能有效地引导资源要素向高效益领域配置，而且还能促进资源的节约和集约利用，保护生态环境，提高资源的利用和环境保护双重效应。因此，应建立能及时反映市场供求信息的高效价格机制，避免价格机制失灵带来的资源配置扭曲。资源和环境价格制度是价格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可通过设计长效的资源和环境价格机制推进社会的节能减排。一方面要建立资源和环境价格的形成机制，资源和环境定价应综合考虑资源开发和使用以及环境代价；另一方面要制定环境污染的价格补偿机制，对向环境排放污染的要提高收费标准，提高行业或企业投资的环境标准进入门槛，合理利用和保护环境。

第六，注重对自主创新激励制度和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

既为了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又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因此，中国需加大自主创新激励制度的创新。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自主创新激励制度的核心构成，对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创新，一方面应进一步完善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依据行业或生产环节对知识产权的敏感程度不同，适时地制定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法规，另一方面应增强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的惩罚水平，提高知识产权侵权的成本。此外，对于自主创新的必要环节还应建立自主创新的资金投入、划分与使用保障，创新人员的激励和管理以及自主创新产品的投融资和采购等制度。注重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建立健全以专利、商标、版权、商业秘密、植物新品种保护等为主要内容的知识产权工作体系，加大保护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营造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法治环境。构建以人为本、创新为魂的创新文化。凝聚创新活力，提高创新能力，倡导敢于冒险、勇于创新，宽容失败、追求成功，开放包容、崇尚竞争，富有激情、力戒浮躁的创新精神，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新愿望得到尊重，创新活动得到鼓励，在实践中不断的总结，在发展中不断的完善，在创新中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