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是以喜剧、团圆为主，尽管中国屡次上演人类史上少有的悲剧，但中国文人对悲剧的描述和反思都远远不够，所以在中国文化长河中，出现以凝重的笔触描述的震撼人们心灵的悲剧作品并不多见。因为只有震撼心灵的悲剧，才能引导民族的进步。中华民族对历史同样如此，很多历史的悲剧没能正面去描述，甚至没有直接面对历史的勇气。所以，抗日战争、大跃进、“文革”这样的历史悲剧并没有得到深刻的历史性的反思。因此，中华民族中出现像张纯如这样的，能够以深入、沉重的笔触描写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悲剧并引起全球关注的华人作家尤为难得。张纯如的自杀更是南京大屠杀这样的历史悲剧在现代的延伸，让世人对南京大屠杀给与更多的关注。
这次来美国，冥冥之中我就觉得会去看张纯如，但是我之前认为她安葬在洛杉矶。最近在北京见了姚蜀平和王作跃，他们都提到了张纯如。就在我来美国之前的十多天，和姚蜀平吃饭的时候，她说，张纯如在计划写钱学森传记（即后来出版的《春蚕》）时，申请美国国家基金作为研究及写作经费。在审查申请书时，发现她不会阅读中文，基金会建议她找位懂中文也有研究背景的合作者。后经美国科技政策专家萨特梅尔推荐，张纯如请姚蜀平作为合作申请人，从而使她顺利拿到科学基金。姚蜀平和张纯如有很多信件联系，但是并未谋面。王作跃说，张纯如曾经和他做过一些学术交流，张纯如去世后有一些数据就保存到了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张纯如生前发掘出了很多被埋藏于各个博物馆的关于二战的史料，其中就有《拉贝日记》和《魏特琳日记》，正是通过她的著作，才让大陆的学界知晓并翻译出版的。因此，我觉得这次来美国，我应该去看看张纯如。因为她当年来北京为钱学森传记调研的时候，没有机会见到钱学森本人，通过姚蜀平的介绍，她来见过我几次，我印象中她是位沉静、秀慧的女孩子，中文口语还算流利。《春蚕》出版后，她挖掘的很多史料，如钱学森曾申请加入美国籍未果等，在我们研究科学史的圈子里引起不小的震动，已经让我刮目相看了。她的《南京暴行——被遗忘大屠杀》，更使我敬仰她。在我看来，她是为了我们这个民族沉浸在苦难之中，做了牺牲，值得人们像民族英雄一样纪念她。
2010年11月22日我们一行4人到旧金山，是舒建华来飞机场接我们的。到了宾馆后，我与他讨论了这次在硅谷的行程安排。舒建华看到我写的《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书稿，他问我有没有参访钱学森，我说没有。他提到了张纯如， 我感到很吃惊。舒建华说张纯如就葬在硅谷，而且臧大化比较了解她。他建议我后天去橡子园后与臧大化谈一谈张的情况。
11月24日上午，我到了橡子园，臧大化正在接待一批创业者，在会议室谈的不亦悦乎。我和龚行宪、王大成一起去吃午饭路过会议室时，臧大化出来说：“实在抱歉不能和你们一起吃午饭！”。我回答说：“我听说你熟悉张纯如的情况，希望你能帮我做些介绍。”臧大化爽快的答应了。
吃完饭后，在会议室里，臧大化给我介绍了张纯如的情况。臧大化在硅谷成立了抗日史实维护会，主要是让更多的人知道南京大屠杀。臧大化认为美国人对欧战很看重，但是对亚洲的战争轻描淡写。该维护会在苹果计算机公司所在地Cupertino举办南京大屠杀图片展览时，张纯如来参观了。由于没有地方住，便住在臧大化家里。张纯如看了这个展览后很激动，她说他要写本她妈妈和她外祖父是怎么逃出南京的书。
张纯如说他要写一本南京大屠杀的书时，臧大化他们并没有引起重视，他们觉得这个小姑娘只是说说而已。臧大化他们的抗日史实维护会捐钱到南京去拍纪录片，想把这些幸存者记录下来，但是因为做的不是很专业，纪录片的影响不大。臧大化他们还是保钓运动的积极分子，在保钓方面做了很多惊险的事情。但是，影响都不如张纯如写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
尽管张纯如还只是20多岁的姑娘，但她采用了历史学家的研究方法，到处收集资料。她去国会图书馆、去中国、去欧洲收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资料，然后整理写出了这本《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这本书出来后，迅速引起美国主流媒体的重视。在《纽约时报》和BBC都给与了比较长篇的报导，这是我们中国人和抗日史实维护会都做不到的，而张纯如的书也成为那一年的最佳畅销书。
张纯如先写了关于钱学森的《春蚕》，《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之后又写了关于华侨在美国的血泪史的书，还开始写美国战俘在巴丹岛集中营的历史。可能部分由于她所接触的史料和采访的人物与她年轻单纯的性格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巨大的冲击使她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在2004年自杀了，墓地就在橡子园附近。她的妈妈现在在写回忆录，纪念她的女儿，明年会出版。南京市政府也在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建了个张纯如的铜像，并把这个铜像的拷贝送到斯坦福胡佛研究中心。
随着臧大化的介绍，龚行宪、王大成、舒建华、世界日报记者王庆伟和我无形中开了一个纪念张纯如的座谈会。座谈会上，我指出，实际上张纯如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英雄，她的作用抵得上千军万马，因为她把南京的悲剧在世界上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臧大化说张纯如的父亲叫张绍进，他少年所在的新店文山高中，毫不以升学知名，但他高考时却成为当年的甲组状元，台大物理系是他的第一志愿。1959年张绍进从台湾大学物理系毕业后，来到普林斯顿大学读硕士，张纯如就是在那儿出生的。张纯如的妈妈张盈盈也是台大农化系毕业生，他们夫妇双双在哈佛大学拿到博士后，应聘到伊利诺伊大学教书。张纯如在伊利诺伊大学原本是读计算机专业的，她所在的电机系全美知名。张家都是读理工的人，所以张纯如也走上理工的路，只是后来才转到新闻写作上。张绍进和张盈盈退休后搬到硅谷来住，在女儿女婿家附近。他们一家的经历和橡子园里的人的经历非常类似。
由于橡子园离张纯如位于Los Latos的天堂之门公墓（Gate of Heaven）只有不到10分钟的行程，当天下午开完座谈会后，我们一车六人前往墓地去拜祭她。一路上，龚行宪介绍了张纯如墓地周边的情况，这个墓地是附近最贵而且风水最好的。墓地主要在山的一小侧，另一侧都是高级别墅住宅。汽车缓缓驶入墓地，我们看到这里葬有许多天主教徒，所以我们猜想张纯如也信仰天主教。
在世界日报的王庆伟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张的墓碑前面。不同于中国式的竖立墓碑，美国人的墓碑是横躺着的。墓碑上印着一张她笑得阳光灿烂的照片，仿佛把我拉回到第一次在北京接受她采访时的情景。最值得一提的是在她照片旁边的几个字：“挚爱的妻子与母亲，作者和历史学家，人权活动家”。最后一行“人权活动家”的头衔让我深有感触，我认为张纯如不止是一位伟大的人权主义女作家，更重要的是她是当今新时代的女英雄。她虽然不是出生在中国，但是由于中国父母的影响，张纯如在为正义和真相而战斗，克服种种困难采访受难者，把他们的心声，客观地陈述在她的书中。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在研究中国与其它国家之间关系的榜样。最后，在临行前，我叫袁欣帮我念叨：“纯如姐姐，王所长来看您了。”我希望我们下一代能把这一位伟大的女历史学家，人权活动家的思想继续发扬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