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说中国真正的经济学家只有5个。但在我看来，不论是有5个还是有10个，张维迎先生名列其中都不会出乎人们的意料。他的学术成果及其对当代中国经济思想观念的影响，使他成为同吴敬琏、茅于轼、樊纲、林毅夫一样的对中国社会具有重要影响的著名经济学家。

在价格改革、产权制度、政府管制、企业家的作用等等方面，张维迎教授都发表了富有创见极具说服力和影响力的思想观点，包括他新近出版的《市场的逻辑》一书，也都包含了对国人和社会具有启蒙价值的思想。对于像我这样较少阅读当代经济学经典论著者来说，在网上阅读张先生的文章，其收获和受到的观念影响不亚于阅读科斯、张五常先生的文章。

张维迎先生对我影响最大的至少有这样几篇文章或者书籍

1、《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联，1995年

2、《张维迎教授关于管制与放松管制系列谈话录》（21世纪经济报道，2001年）

3、张维迎：《理性思考中国改革》（2006年3月）

4、《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垄断》（2006年）

5、《高薪养廉基础脆弱 权利寻租是腐败根源 》（2006年）

5、张维迎：《危机中的选择》（经济观察报 2009年2月）

6、张维迎：中国不能搞二次刺激（网易财经《意见中国－－经济学家访谈录》，

2010年7月）

除了理论贡献，张先生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有他特立独行、敢讲真话的性格特点。从当年勇于为“钱”正名（83年），到坚持产权改革前提论，坚持国企必须转为私有制，包括他对政府管制的一贯反对态度，一直到他发表措辞明确的反垄断言论和始终如一的为企业家作用呼吁。这一切，均可以看作他坚持自己的观点不受舆论氛围、政治正确性、自身地位乃至众人的态度影响的特立独行作风和敢讲真话实话的大胆精神的表现。

事实上，只要把张维迎先生在各个场合各个时期发表的文章观点联系起来，人们就可以看到他在众多问题上思想观点的一以贯之、坚持始终。不论是他在郎咸平批评国企改制之后一边倒的舆论面前，对企业转制合理性观念的坚持；还是在世界上多数国家都采用凯恩斯主义救市的大趋势面前，对奥地利学派观点的鼓吹；抑或是在人们对私有化和官员赎买式改革大肆批判环境下，不得不谈出他对国企垄断的真实想法；再到今天面对价格管制雷鸣般的呼声依然提出自己反对任何性质行政干预市场这样的不受欢迎的观点，都是如此。

在一些“著名教授”以风向决定自己观点取向的时候，在一些学者明明白白讲那些连自己也不相信的假话时，张先生身为体制内担任相当职务的官员，却始终坚持自己既不受领导待见、又不受网友欢迎却有着相当多学理支持的经济学观点。这是他的难能可贵之处。官场沉浮不是评判一个人成功与否的合适标准，相信任何一个对官场有着亲身体会的人，都不会以此判断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学者行为作风正确与否。因为，官场显然有着外人和普通人难以判断的是是非非。

坚持真理对于学者来说，大概就是坚守学术立场，坚持通过自己的专业范式观察问题，依照学术规范收集证据得出结论，所持意见主张不因个人感情偏好、社会风尚和功利目的改变而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讲，张先生算得上坚持真理的优秀学者的典型。

尽管从非经济学的角度出发，从常识和特有的道德观念出发，张维迎先生观点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显而易见。他因此受到来自各方面意见的批评十分自然。的确，如果仅仅从现代经济学范式出发、从供求决定价格的抽象原则出发，是可以得出好的大学供不应求是因为学费不够高，火车票供不应求是因为票价远离均衡点，房价过高是因为土地供应不足继而商品房供给严重不足所致，等等理论观点的。这是经济学范式、供求决定价格原理特有的局限，也是众多经济学家何以持有这类观点的原因所在。

不仅经济学范式和理论框架有这样的局限，其他任何观察范式和看问题的立场都有自己的局限。有一个例子可以很好说明这一点：如果面对朝鲜战事，当年我们不是仅仅运用意识形态范式和社会主义阵营这一单一政治立场去思考判断问题，而是充分考虑吸收立足于其他立场比如立足于经济学范式的经济学家的意见。那么，经济学家的观点必定是出兵没有任何经济价值，不出兵对改善国内外经济环境、快速发展国家经济大有益处；肯定是适时与交战双方乃至周边国家开展军事物质贸易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最有利，对确立新中国国际地位付出代价最小收获最大。这样的意见有没有片面性呢？显然是有的，但是纯粹的政治观点、单一的意识形态立场，就没有片面性了吗？恰恰相反，那里的片面性岂是一个“大”字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