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何对“文化汉奸”周作人手下留情?【图】

毛泽东为何判定周作人是“文化汉奸”?毛泽东为何对“文化汉奸”周作人手下留情?毛主席怎样评价“文化汉奸”周作人?1919年，湖南人毛泽东(那时还是无名青年)在北大图书馆“打工”期间，还去过八道湾造访鲁迅，可惜失之交臂，只遇见留在家中的周作人。毛泽东与周作人有过一面之缘。解放以后，周作人就自己的问题给周恩来总理写信，提及“本来也想写信给毛先生，因为知道他事情太忙，不便去惊动，所以便请先生代表了。”据唐弢《关于周作人》一文所述：“从周总理那里，听到毛泽东主席看完书信后说的几句话。毛主席说：‘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周作人自然感激人民对他的宽大处理。他应中国文联安排去西安参观时，曾对陪同人员说：“我认识毛主席毛润之先生。在今日的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就数毛润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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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做助理员，也是因杨昌济的介绍。他与蔡和森搬到北大附近的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今为吉安左巷8号)，与另外六位年轻人(皆是来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合租了三间北房，共挤一张大炕，火烧得很旺吧?毛泽东曾写道：“八个人居三间很小的房子里，隆然高炕，大被同眠。”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打工”期间，常与李大钊、邓中夏等畅谈国事、家事、天下事，天寒地冻的北京，曾燃烧过他们火热的青春。毛泽东还去过八道湾造访鲁迅，可惜失之交臂，只遇见留在家中的周作人。】

怎样评价周作人?■ 洪烛

有时候，谈鲁迅难免提及周作人，谈周作人就不能不以鲁迅作为比较。文坛上也习惯以周氏兄弟相称。用他们的三弟周健人的话：“就以鲁迅和周作人来说，生长在同一个家庭里，受相同的教育，后来两人所走的道路，为什么竟这样不同?……在青少年时代，他们携手走过一段路，他们都上新学堂(当时为人所看不起的)，都到日本留学，共同翻译《域外小说集》；五四时期，都投入新文化运动……”

两人命运的轨迹还曾经有一个共同的交叉点，即都以南方文人的身份自绍兴老家北上，将北京作为第二故乡谋生并发展事业，都在北京大学教书。“‘知堂’老人和他的长兄鲁迅，都是《新青年》五四运动中推进新文学新文化革命的主力之一。他们后来都是语丝社的领导人。老人在北京大学任教数十年……”(曹聚仁语)

只不过鲁迅在北京只住了十四年，1926年转去厦门，而周作人则在北京城里生老病死。从这个道理上讲，就个人而言，周作人的生涯与北京这座城市的关系尤为密切。

鲁迅是1912年到北京的，比周作人稍早点，先住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相当于外省市驻京办事处)，直到1919年购买了公用库八道湾11号的旧宅院，才把全家从绍兴搬迁到北京，兄弟儿女团圆。可见周作人可能是1919年携带家眷北上的，住进八道湾后至死都不愿挪移。三弟周建人在八道湾只住了一年八个月，就去上海另谋生路了。

鲁迅又比周健人多住了近两年，因和周作人发生矛盾(文坛上著名的周氏兄弟的一次冲突)，而搬到砖塔胡同及后来的西三条胡同，“永远地离开了八道湾”(周建人语)。周氏兄弟从此不相与谋。

周作人从此将八道湾作为自己隐逸的乐园，甚至“七七”事变后北平成为沦陷区，众多文化名流以各种方式敦促其南迁，他也不愿离开八道湾一步。在八道湾遇刺，在八道湾就任伪职，直至在八道湾戴罪修行……周作人在八道湾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是非荣辱，于1967年5月16日死在这座破败的院落，其时身边无一人。

八道湾11号院最初是鲁迅独自奔走购置并修缮，后来变为周作人大名鼎鼎的苦茶庵，直至作为其葬身之地。

但历史会创造戏剧性的巧合：1949年1月拘押于南京老虎桥监狱的周作人被保释出狱，在上海逗留了半年，于8月间返回和平解放了的北平，怕连累家属而不敢直回八道湾，暂时住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托人打探消息。

绍兴会馆正是鲁迅早年初进北京时期的寓所。周作人住绍兴会馆的滋味肯定不好受，不知是否想到鲁迅?令他如坐针毡的更应该是他自身前途叵测的命运。

周黎庵回忆：“上海刚一解放，津浦路已经通车，他急不可待地北归。据去送行的朋友告诉我，那时旅客拥挤，车行迟缓，情况狼狈得很，但毕竟又回到阔别四年的苦雨斋中”。寥寥数语，勾勒出一个落魄者的归心似箭。

周黎庵还描述了周作人在上海借宿于学生尤炳圻家中的情况。尤宅是横浜桥一座极拥挤的旧式弄堂房子，住室正面临水呈暗绿色的混浊且狭窄的苏州河支流，“要是在盛夏，怎么使人受得了，若与北平新街口八道湾幽静宁谧的环境相比，真有天壤之别了。”但我想环境的差异并不是真正的原因。

八道湾在颠沛流离的周作人心目中，更是心灵企望的庇护所，他急需一方与世无争的净土，以舔拭伤口。这就是周作人对八道湾的感情。

当周作人多年前自绍兴投奔北京，怀着怎样的心情?这是很耐人寻味的。也许雄姿英发、胸怀壮志，抑或是其作文时一贯的闲适散淡?他在北上的路上，肯定想象不到，北京这座城市即将给他巨大的荣耀，也将给他终生的耻辱，他是在向二十余年后自己的滑铁卢靠近。

对于北京而言，他还不能算做一般的失败者，历史是以“汉奸”的名称来裁判、评定这个人，他不仅是这座城市的叛徒，亦是民族的叛徒。

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于80年代邀请专家开会重提周作人问题，与会者各抒己见，“但对周氏曾经背叛祖国堕为汉奸一事，则一致认为无法推翻。”(据香港文化报报道)

周作人曾自称他思想中有一个叛徒，另外还有一个“隐士”，但那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叛徒”的称谓甚至不无炫耀。“在‘五四’时代，他对中国封建传统的儒家思想是竭力加以排斥的，同时对古文学也是反对的，当时他确实是以一个‘叛徒’而兼战士的姿态出现于文坛的。”(任访秋语)

至于他后期由传统文化的叛徒而蜕变为民族的叛徒，已不可宽宥了。两者荣辱不言自明。这不是白玉微瑕的问题了。

北平沦陷时周作人不愿随众多文人南迁，情愿留守八道湾，此为一例。又据说出狱后，胡适等人曾许以教授席邀其去台湾，他拒绝了，还是执意要回朝思暮念的八道湾。周作人对八道湾的感情究竟何在呢?

他命运的转变似乎总是与八道湾有关。鲁迅曾在八道湾写了《阿Q正传》，而周作人《雨天的书》、《自己的园地》等也大多是在八道湾写下的。他给八道湾的书房先后取过两个名字：苦雨斋与苦茶庵，并分别以斋主和庵主自命。

别人曾以老僧来形容他，他临死前还风趣地比喻：“我是和尚转世的，只可惜了在自己膜拜的这方世外桃源里也犯下过罪行——不知因为八道湾本非净土，还是主人玷污了它?”

八道湾在北京，算不上有名的胡同，它完全是因为鲁迅与周作人出名的，也承受了有关的是与非、荣与辱。任访秋感叹过八道湾的风景，我想那是因为主人名声的缘故，这样的街景在北京城里几乎随处可觅：“八道湾位于西直门内，街道比较偏辟，大门里有一棵几丈高的白杨，微风一吹，即哗哗作响。再进去，即知堂老人的‘苦雨斋’。后来又曾改名为‘苦茶庵’。这是他的书房兼会客室。”

谢兴尧也颇欣赏八道湾，“没有丝神秘朱门大宅门的气息，颇富野趣，特别是在夏天，地处偏僻，远离市井，庭院寂静，高树蝉鸣，天气虽热，感觉清爽。”

据说当年每有客至，周作人总是彬彬有礼地递一柄日本式的由竹丝编排再糊以绵纸的轻巧的纸扇，再奉上一杯消暑、解渴的苦茶，“确是隐士清淡之所，绝非庸论扰攘之地”。

只是解放以后，八道湾一直门可罗雀，惟独在红卫兵运动做批斗现场时热闹过一阵子。八道湾啊，一言难尽的八道湾。

不知为什么，我更愿意回想早年的周作人，那样更轻松一些。当然，是从1919年他自南方远道而来投奔北京开始。我一次次地猜测着他当时的心情。应该说，周作人也是通过北京获得辉煌的，他前半生的光荣当令人炫目。

众所周知，30年代是他占尽风骚的灿烂时期，南有鲁迅，北有周作人，后来再加上京派与海派划江而治，各占半壁江山，周作人“俨然是北方文坛盟主”(谢兴尧语)。

1934年周作人发表了《五十自寿诗》，当时的各路名家(如蔡元培、钱玄同、林语堂、沈尹默等)均争相唱和。

鲁迅曾评价这一势态：“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但由此可见周作人其时在中国文化界的显赫地位。

从那一年起，人们开始以知堂老人称之。当时的八道湾香车宝马、贵宾云集的场面亦可想而知。那时候周作人给众人的印象是一位新型的士大夫，温文尔雅、博学多才，“生活习惯除了东洋风之外，还明显地带有老北京的味儿”(谢兴尧语)。

估计那时候周作人已适应北京的生活，也不再挑剔北京的茶食之类了，和正宗的老北京惟一的区别恐怕只在于：描绘看京剧。正如他在《消寒新咏》中提及：“我不喜看我，却常收集些梨园史料，此殆如足迹不入狭邪者之读《板桥杂记》、《南浦秋波录》乎。”

当然，他性格中一贯未改变的还是乡愁：“对于故乡的‘人’或者有的因性急而不满意，但对于故乡的物大抵没有人不感到怀念……我们说到土产，觉得有兴趣，便因为是故乡的出品，如不是我的，也总是别个人的故乡所出产，我们吃到甚至只是说到的时候，回忆过去的情景，或是想象中的别处地方，虽是没有到过却也同样有意思的背景与事情。以一个具体的实际故乡为基本，联系到别的各个故乡，即是整个中国的可爱，这种感情并不是抽象的可以制造出来。”这份情愫可以说贯彻了他的一生，

他在晚年给乡亲写信也说：“阅报知浙江亦苦旱，鄙人虽去乡已有10余年，然颇为故乡担心……”乡愁是伪装不出来的。即使能伪装乡愁，恐怕出伪造不出《故乡的野菜》等一系列美丽绝伦的文字。所以我要说，周作人是本世纪北京城里最著名的一位怀乡症患者，以文字作为证明。游子的心情被他表现得淋漓尽致。

据说，1919年，湖南人毛泽东(那时还是无名青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助理员期间，曾去走访过八道湾，与周作人有过一面之缘。

解放以后，周作人就自己的问题给周恩来总理写信，提及“本来也想写信给毛先生，因为知道他事情太忙，不便去惊动，所以便请先生代表了。”

据唐弢《关于周作人》一文所述：“从周总理那里，听到毛泽东主席看完书信后说的几句话。毛主席说：‘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

周作人自然感激人民对他的宽大处理。他应中国文联安排去西安参观时，曾对陪同人员说：“我认识毛主席毛润之先生。在今日的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就数毛润之了。”(引自佟韦《我认识的周作人》一文)。

周作人在八道湾

遗老遗少已是一种气息。在北京城呆久了多多少少会有所感染。譬如周作人，我仿佛看见了遗老遗少的影子，虽然他既非八旗中人，从绍兴迁至北平时已是1919年底《五四运动发生之后)。

他寓居在八道湾的苦雨斋里，以斋主自命，表面淡泊超脱，实质上已沉浸于遗老遗少之颓废气象，与其兄，“怒向刀丛觅小诗”的鲁迅先生，恰成鲜明对比。

1934年他写《五十自寿诗》，引来群公相和，肉麻吹捧，连鲁迅都听不下去了：“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广，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仿佛一群遗少在争相吹捧一个文化遗老，从此众人皆以“知堂老人”称之。而且正像鲁迅无意间预言的那样，周作人及其周围的遗老遗少，身不由己地成了亡国奴，而知堂老人在国破家亡的命运中，也未能保持住自己的一世名声。这是一个小事精明、大事糊涂的遗老。

1967年5月6日。郁郁寡欢数十年的周作人，孤苦伶仃地病卒于八道湾小屋的铺板上，死时身边无一人。遗嘱中有一句“人死声销迹灭最是理想”。

确实，自抗战胜利后，他一直是这个社会上“多余的人”，世人皆以“汉奸”视之。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他虽然活着，但已形同行尸走肉。

据说1953年第一次普选时，他连选举权都没有：“有一年值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年，街道上照例用红纸贴出基层居民的选民姓氏光荣榜，我曾亲见选民榜上八道湾11号选民周信子，周芳子的大名，而周作人则榜上无名。”(引自张铁峥《周作人晚年遗事》)

周信子和周芳子是分别嫁给周作人、周建人兄弟的一对日本姐妹。可见周作人的政治身份连她们都不知。苦雨斋主的余生，都在默默吞咽自己种下的苦果。

周作人在发表《五十自寿诗》时，曾以“京兆布衣”自命。只可惜，在北京城里，他一直不曾做成一个真正的布衣(前半生名声盖世，后半生又被取消了政治权利)。关于周作人与北京的关系，我还能再说点什么吗?我只能留下这样一个简洁的结论：北京造就了他，可是他又毁灭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