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为，刚刚成立的600亿政府引导基金，非常及时。国开行此举恰恰加速了中国私募创投市场发展，为提高创业投资的比重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回顾2007年，国家开发银行违规发放贷款91.04亿元，贷款被挪用245.72亿元，其中58.41亿元贷款违规进入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以及国家限制发展的产业和领域。我看到这个消息后，很伤心。我认为这笔钱应该用于支持青年创业、创新。这才符合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大目标。现在，国开行走上了正道，我很欣慰。
其实，这种具有政府背景的FOF也不是存正中国特色的，在以色列，韩国、荷兰早就有过。许小年说这是“中国特色”，我认为也不错。不过这在韩国早就有过的。以韩国为例，韩国遭遇惨烈的金融危机。由此引发全面经济衰退。有关部门一致认为，除政府干预过多、金融资本市场扭曲、企业经营管理方式落后外，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和国家创新力不足。韩国因此而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危机后时代，韩国当局对以往的经济做了深刻反思的基础上，下定决心加强国家创新体制建设，其中最重要的措施就是鼎立支持创投事业的茁壮成长。他们深入宣传技术创新和创业投资的益处，激发了韩国人民创新创业的巨大热情，民间资金进行创业投资的巨大热情。也正因为这些基础，创新创业则成为一股洪流推动着韩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整个国家竞争力的提高。后来，我们在总结韩国发展创投事业的经验之时发现。他们的成功主要有一个关键点。就是韩国的创业投资体制和环境的建立是由政府统一建制，在非常短的时间就把整个体系建设的完整和严密。包括机构设置，法律法规、科研体制改革，创业基金、孵化中心、税收减免等等。应该说，韩国的创业投资在3年内得到迅猛发展，与政府的重视和周密部署是密不可分的。当时韩国政府还出资设立了创业投资公司和基金，完全按照市场化的方式进行操作，政府仅限于一般意义上的股东身份和作用。政府还全资设立了茶山创业投资公司。我认为政府这些措施可以看作是对市场失灵的一种纠正。比如，当时大家都不愿意投资初创企业。而政府全资控股的茶山创投，专门对种子期和创业期的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就集中体现了这点。
如今，在中国随着通胀预期的压力增大，政府开始采取支持创投事业发展的积极财政政策来化解这一风险。确实是体现了中国特色。这在西方经济学家看来，似乎是无法理解的。去年，《两部委关于参股设立创业投资基金试点工作的通知》中，财政部、发改委第一次旗帜鲜明的提出对创投基金的支持力度。基金的资金构成及规模参股设立的基金由国家资金、地方政府资金及社会募集资金构成，以社会投资为主，包括各类投资机构、大型企业、境外投资者及管理团队等。每只基金规模原则上不少于2.5亿元，国家资金参股比例原则上不超过20％，且不控股。地方政府参股资金规模原则上不低于国家资金。社会募集资金比例应大于60％。对于参股设立的天使基金，国家资金参股比例可适当放大。换句话说：社会出资600万以上，国家最多可以扶持400万。民资控股，国资不控股。政府扶持当地创业投资发展，籍此提高创业比重和质量。用创业带动就业升级，把就业目标作为第一目标，保增长要服从保就业，“托创市”就是为了保就业，保就业目标始终高于保增长目标。转型时期，一定要落实好创业投资机制。因为这是一个经济实体从无到有的深层问题。一个创意或商业模式就象“无”，如何变成“有”？这不是商业银行乐于支持的。这个任务只有创投可以承担。这才是“民富论”的关键所在。
经过多年发展，国内的创业投资资金来源正在改变以政府资金为主的状态，由于海内外良好的资本市场环境，民间资本正在表现出对创业投资的热情，但政府资金仍然没有更好地发挥引导作用和应有的“乘数效应”。此VC母基金的操作模式即基于这样的思路，通过注资成立几个VC公司，母基金的注资起引导作用，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进入，形成混合型、多层次的VC公司，再投资到特定的创业型、科技型中小企业，缓解这类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引导社会各类资金包括私人资本成立创业投资公司，不仅可以实现政府资金与私人资本共同运作、共担风险的目的，而且，以VC母基金的形式运营政府资金，可以充分发挥政府资金的示范作用和“乘数效应”。根据国外经验，通过组建VC母基金，1单位政府资金可以直接间接拉动至少3倍以上的非政府资金。非常类似以色列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