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中国新闻周刊》上封面文章，赫然是中国县权改革的标题。该文以中央纪委、中组部于2010年11月中旬联手推出的《关于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时运行试点工作的意见》为引，探讨并检析中国县级权力的改革。据称，这一县权改革的试点运行颇为低调隐蔽，先行参加试点的县域仅有江苏睢宁、河北成安与成都五侯两县一区，且已试运行一年多，而罕有媒体的公开报道。我想，这一举措，应是中央政府开始着手其政权体制内实施改革的基层尝试，一方面要触及到根本，另一方面则要保持大局，而从更深层次解读，同时有着体制由内向外探看社会民主的试验性。
显然，这一低调的县权改革，具有了肩负中国政治嬗变更多可能的意义。而关于县政县权，乃是自秦统一以来2000多年一直通行于中国的行政管理范式，同时也构成了中国社会集权政治制度的所有历史，1949年后，这一体制亦被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同时更有所加强。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的县政与县权，以及近3000个县级行政区划，不仅代表着中国现有政治体制现实，亦具有由封建时代延至现代的独特一贯传承，从而使当今中国的县政与权力施行，在很大程度上刻有封建专权时代的特点。只不过，政府对此长期以来都讳莫如深，而媒体以及现代人们，也常常忽略了身边社会的这一客观存在。
当这种存在透过中国县权改革而浮出水面时，社会的集体反思便变得不可或缺了。周刊在文章中将“郡县治而天下安”作为对县权改革的一个经典注解，不过，仔细深想，会发现这个经典注解里似乎尚有一些值得言明。其中，郡县之“治”的含义，究竟是怎样？而天下之“安”又将是怎样标准？假若我们不能对县权施以明确的划代，作出时代不同的注释，那么，或许这样的“治”，就会并非当今早已普及的民主与法治之治，而是一味依循长官意志与封建集权之治，而如果是这样的“治”，则殊途于社会与时代的愿景，也违背历史的规律，成为一种落后甚至荒唐之治，当下比比可见的地方政府强拆与暴力断访，以及一些令人瞠目的公权恶性事件，大都成为现实的见证。而这样的“安”，自然也就只会是眼下众多宣扬的“被和谐”、“被小康”和“被幸福”。据实而论，中国地方之“治”与“安”，迄今为止，大都缺乏民众福祉的真正意义与公共文明进步，反倒是充斥着传统专权的闹剧与政绩的虚荣，且更不乏“一年清知县十万雪花银”的贪腐。
记得稍早之前，中科院学者于建嵘在某县大谈和谐发展，规劝地方干部不要强拆民居搞土地财政，结果遭到该县县委书记一句“不强拆迁怎么养活你们知识分子”的雷文之语，让现实版的中国县权之治的短视与专权意识暴露无遗，这一点，基本上可以代表中国县权的执政现状，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而临近年关发生在温州乐清的上访村主任暴死于车轮的惨案，则更是揭开了县权横行当道的当代恶衙疮疤。在如此广大之国而尽设如是强霸之权，所恐怕的，便不再是县权改革之变了。
因此，中国县权之政，也就在很大程度上与绝对权力的专制划上了等号。而在结合今天庞大而日渐丰富的经济社会，这样的专制也就明显产生出代际文明的冲突，而同时，今天的绝对权力所引发的问题与冲突已不仅仅是绝对的腐败了，它更使巨大的社会肌体产生扭曲，并对整体文明细胞形成侵袭和破坏，使社会意识出现集体迟钝，产生出诸如价值观崩溃和公共道德沦丧，社会信用缺失以及严重的人际关系冷漠和投机。这种情况，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现实中业已常见。当我们整体浸淫其中，也就与这一社会形成共生的依赖性，并发展成为一种完全可以被称为“中国特色”的社会晦暗与病态的传统。这里，晦暗乃是指社会沦落为生气了无与创造力匮乏的权力奴役，病态则为人人都不得不顺应专权之下而活的各种潜规则，进而产生集体虚荣与社会心理扭曲，这种虚荣和扭曲还带来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就是我们会集体忘却历史并失去思想与发现的能力。
而对于县权改革的试验，如果仅仅只是依照体制而进行的某些些微调整，则不过类似于明太祖的一些严法酷刑，这位来自草根的皇帝也是励精图治，深恶贪污，将全国官员的姓名都贴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对于贪赃枉法的官员，更采取剥皮实草的酷刑，然而仍然翦灭不了眼皮底下的恶吏巨贪。因此，观察这场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发端的县权改革，是需要放在一个公民社会的阔大视野和公共平台上来进行的。如果说，三十年前，中国人对于世界以及个人幸福的追求还仅只是一个蒙昧的意识，那么今天，自我价值实现与自由幸福的追求已随着市场经济和全球化乃至网络得到了启蒙和发育，他们对政权的“治”与“安”有了更多的切身的要求，也有了群体参与的强烈愿望。站在2011年前夜，更多的人们会由衷地感谢互联网，它在21世纪的普及，以一种技术的理性为中国带来了“民意公权”的时代，同时也令传统意义的专权发生了内质性的转移。而在网络尚未通达之处，我相信，专制的顽劣还会坚固，然而，分解它们的时间就在不远，民主将从网络而至现实，成为人人拥有的公共话语，更开分享原本就属于社会每一分子的权力。
这是写在2010年岁末的一篇，刻在红与黑和是与非的边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