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对于当今中国社会有较大的影响力，因而也对中国的部分知识分子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因为，它似乎意味着名声和利益。上过《百家讲坛》便有了较高的知名度，然后根据再《百家讲坛》上的讲稿出版图书，便能有较高的发行量，版税数量可观。此外，有了《百家讲坛》的名声，被邀请演讲的机会也会更多，等等。不管人们对于《百家讲坛》有多少各种各样的看法，这些都足以吸引很多知识分子。以至于某些大学也以本校教师上了《百家讲坛》而骄傲，似乎提高了学校的知名度，有助于招生。至于个人，想办法站到《百家讲坛》的小讲坛上去的人也不少。最近看到一本书，似乎就是为上《百家讲坛》而事先准备的。
    朋友送我的这本书书名叫做《非常师生——孔子和他的弟子们》，书中介绍，作者石毓智先生拿过斯坦福大学的博士，求学、访问、任教于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家，发表中英文专著多少，等等，其他学术经历则没有更多介绍，尤其是作者在中国的学术经历似乎更不值得一提：有那么多外国的学术经历，是否足以唬住很多读者了？那可是被这么多外国人肯定的学者啊！于是，在作者的国内经历方面，我们只看到作者在这家或那家电视台上讲过课。当然，作者受电视台之邀的光荣榜中还没有《百家讲坛》，估计作者很想今后在自己的简介中醒目地加入“百家讲坛”这四个字，所以用本书作了一个努力。
    作者在书中介绍说，写作本书的动机来自于《百家讲坛》的一位招牌人物，一位教授。我看到这本书的“序言”也是由一位上过《百家讲坛》“研究专家”捉刀。而书中的一些内容，又与上过《百家讲坛》的其他“文化超男”相呼应，……。由此我已经感受到，这是一个还未上过《百家讲坛》的知识分子，向《百家讲坛》迂回包抄的一本书。在人脉关系上，它已经通过《百家讲坛》的“招牌”、“专家”、“超男”，搭建了通往《百家讲坛》核心地带的浮桥。它既是借助《百家讲坛》的名声，向读者们发起掏钱购买的动员令，又是作者向《百家讲坛》抛去的一个媚眼，等待着《百家讲坛》的回应。但愿《百家讲坛》的制片人不是瞎子，不会看不到这个媚眼；但愿《百家讲坛》的制片人不是聋子，不会听不到“招牌”、“专家”的推荐。我看到，在本书作者那里，《百家讲坛》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的标杆，成为中国学术的评价参照，与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具有同等号召力，与在美、英、法、日、韩、加、新等西方国家讲学、任教具有了同等的权威性。
    《百家讲坛》如果真的成为这样一个学术权威的评价标准，或许是它对于中国学术界的重大历史贡献。然而，包括本书作者在内的很多知识分子事实上又不这么认为。很多人喜欢拿出《百家讲坛》上某个“说书的”的“明星”，加以嘲讽或揶揄。这与把《百家讲坛》当成当今中国社会的学术权威形成有趣的对比：人们一方面想借助《百家讲坛》的学术号召力，另一方面又不太认可它的学术地位。然而，在另一方面，某些人又忍不住要模仿《百家讲坛》的讲述、写作方式，把学术变成对庸俗的流行讨好献媚，等待被《百家讲坛》招安。
    在《非常师生》这本书中我看到，这本想扮演学术书的作品，模仿了很多《百家讲坛》的流行技巧。我随便在头几页里找几个例子：“比圣人还要牛的人，就是敢管圣人的人。”这是指“圣人”的父母亲吗？不是。作者在这里是指孔圣人的学生子路。作者给了子路一个非常现代的身份：“监督员”——“如果没有子路这个监督员，孔子将成为两个乱臣贼子的帮手。这不论在当时还是后世，孔子不挨骂，恐怕是不可能的。”作者是否在说，是子路避免了孔子被骂？而实际情况是，不管有没有子路，孔子在当世或后世都被骂。那么，硬把子路套成避免孔子犯错误的“监督员”，又有何意义？它无非是用现代的庸俗流行观念，强行套在历史头上。所以作者紧接着写道：“人人都有犯错误的可能，如果缺乏监督机制，那么这个可能性就很容易转换成现实。圣人也不例外。”这个观点如此流行，但对它的使用却有很大的区别。比方说，我想请教这位斯坦福大学的博士：用在孔圣人头上的这段话，是否可以用在耶稣身上？事实上，对于孔子、耶稣等人的理解和阐述，不应该用肤浅的“监督”之类去解释，否则，我们是否该问：谁来监督子路？以保证子路的监督永远正确？当子路还没有毕业，还没有完成完整的教育，他又如何能保证监督是正确的？按照作者的这种庸俗解读，我们是否还需要把对孔圣人的监督变成“三权分立”？但是，西方好像从来没有这样要求过耶稣，为何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却这样要求孔子？本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话语系统，作者为了迎合庸俗的流行观念，把它们拼装在一起，对于真正理解孔子及其弟子，帮助不大。
    中国很早就有孔庙，孔子的很多弟子都在孔庙里有地位，因此，对于孔子及其弟子的研究，很早就有，而且成果丰富。在我看来，《非常师生》这本书在这个话题的研究上，并没有多少突破。《非常师生》看起来更像是借助尚未完全接轨的《百家讲坛》的号召力，在今天的图书市场上做一番力争上游的努力。由此，我们似乎理解了某些知识分子对于《百家讲坛》的矛盾心理。一方面，由于要贴近庸俗的流行，不得不放低身段，以便多赚钱；另一方面，又担心自己掉价，便把《百家讲坛》虚拟为学术权威。在这种矛盾的背后，书中真正的理念不过是一些司空见惯的庸见。比方说《非常师生》对“有教无类”的理解，作者接受了“文化超男”易中天先生的解释。我虽然与易中天先生在不少问题上有过争论，但我并不把易中天先生贬为“文化超男”，我认为，易中天先生还是一个比较认真的学者。然而，作者在将易中天先生贬为“文化超男”后，又认可“文化超男”的观点，是否意味着作者自己也想变成另一个“文化超男”？
    我对于易中天先生关于“有教无类”的解释是不认可的。易中天先生认为，“有教无类”就是在教育的结果上使大家变得一样。而我认为，“有教无类”的正确解释是，任何人都有权利接受教育。在我看来，《非常师生》的作者在“有教无类”的解释上接受“文化超男”易中天先生的解释，无非是想引申出另一个庸俗的流行观念：中国的教育是磨灭个性的教育，中国的传统教育是把人变成一样的标准化的教育，这一不良教育的源头就是孔子。而西方的教育才是自由的教育。在这里，我要再次介绍一下毛泽东早年的一个观点。毛泽东认为，中国传统的书院教育是令人自由的教育，而西方的学校教育则是戕害人性的教育。如此截然不同的观念，谁对谁错呢？所以，在我看来，《非常师生》这本书，只是为了向《百家讲坛》献媚，同时借助《百家讲坛》的市场号召力而写的。它把孔子及其弟子切割之后，塞进各种流行庸见的小方盒子里。《非常师生》向《百家讲坛》抛出的这个媚眼，会被《百家讲坛》接下吗？我没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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