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7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桂明因癌症去世，年仅50岁;11月22日，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教授离世，终年54岁;8月21日，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何美欢突发脑干出血病，后医治无效去世，享年62岁;8月15日，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杨阳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58岁。　

　　法学家相继英年早逝，让人们将关注的目光转向法学家群体的健康状况。他们的压力来自哪里?法学界的知识分子们又该如何保持身心的健康?各方人士向记者谈了他们的看法。　

　　法学家的显性压力来自多方面　

　　权威研究机构的一项调查发现，相比10年前，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下降了5岁，仅为53岁，比全国平均寿命低17岁，中年知识分子死亡率更是超过老年人的2倍，死亡年龄段多为45岁至55岁。　

　　“面对几位法学家的英年早逝，我们是该反思点什么了。”民主与法制社副总编辑刘桂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法学界的同仁们每天面对的压力很多，而法学家不管名气大小，都要承受四个方面的压力。　

　　“首先是来自教学方面的压力，法学家都是大学教授，他们的课在学校受不受欢迎，一个学期要完成多少课时的教学任务，备课、授课、带研究生的任务都很重。其次是发表论文和专著的压力，学校评定职级都有标准，法学家们要想方设法地完成论文、专著和课题数量。再次要为争取课题而寻找资助经费，这又面临着经济压力。”刘桂明说，各种荣誉、称号、奖励扣在法学家们的头上，等于在不断给他们加压。　

　　“蔡定剑、陈桂明两位法学家在短短一周之内相继离世，给法学界发出警讯，提醒法学家注意健康问题。”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告诉记者，2008年上海交通大学周伟教授突患急性白血病去世，年仅55岁，就已令刑事诉讼法学界深感震惊，现在蔡定剑、陈桂明两位法学家接踵而逝，更令人扼腕。“现在学者的压力过大，各种制度、措施不断折腾法学家和法学教师，这种日常性的损耗侵蚀着法学家和法学教师的身心健康。”　

　　“法学家英年早逝的情况较多，我身边40多岁的学者一个又一个地倒下。从事法学教育和研究工作的人普遍有一种社会焦虑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乔新生告诉记者，这种焦虑感主要来自“中国法学取得的成绩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显得十分渺小，所以许多法律学者都有紧迫感。他们夜以继日，奋起直追。”　

　　乔新生还认为，中国的法学家往往身兼数职，既是教育工作者，又是律师，有些还是社会活动家和政府官员。我身边的许多法学教授，在社会上担任的职务超过5个以上，他们把大量的精力用于社会活动方面。再有，当前中国的大学得应付各种各样的检查评比考试，部分教师整天忙于填写各种表格。上级主管部门出台一项政策，法学教授就得调整研究思路，甚至还要从头开始，这对于法学教育工作者来说是一个莫大的折磨。　

　　让普通法学教授真正静下心来，在书斋里做学问，成为一种奢望。几位中青年法学家均向记者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社会评价体系构成隐性压力　

　　中国医师协会、卫生部中国健康教育中心联合人民网等16家机构曾在2009年选取城市中最具代表性的群体(公职人群、白领精英、城市居民、金融人士等)做过《2009中国城市健康状况大调查》。调查结果显示，高学历的知识精英人群精神上的负担远比身体所受的强度要大。
　

　　蔡定剑去世后，他的家人曾提到蔡先生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凌晨3点睡觉成了常态。很多朋友认为，正是蔡定剑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促使他以一种时不我待的精神加倍努力工作。
　

　　乔新生坦言，目前我国大部分法律工作者的确是具有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他们甘于清贫，把这种使命感转化为实际行动，为中国的社会转型贡献力量。“但也不能否认，也有一小部分法律工作者高高在上，自恃甚高，在自我设计的逻辑陷阱中自娱自乐，为了报酬而放弃底线和责任感。”
　

　　乔新生还提醒人们注意一种现象，“现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死亡率比较高，根本原因在于一个多元化社会，只要拥有社会良知，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就会背上沉重的精神负担，承受社会的压力。这种压力不仅仅来自于社会，还来自于法律共同体内部。”　

　　刘桂明说，从法学家自身来说，想不断突破自己、超越自己的念头，促使他们自我加压，忘我工作，透支身体，工作负荷和心理压力过大，这是导致其英年早逝的一个原因。但他认为，目前我国学术研究机制以及知识、人才评价机制不合理，才是导致法学家们“过劳死”的真正“凶手”。
　

　　“整个社会‘榨汁’式的学术研究和人才管理氛围，将一个个年轻专家学者的体力和精力耗尽。带研究生、搞科研、出成果、写论文，社交活动……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这么多担子压在身上，只要他是个有责任心的人，是个希望把工作做好的人，他就没法不超负荷工作，没法不心理压力过大。”刘桂明呼吁，打破学界这种畸形的唯成果论、唯指标论，建立一个保障法学家健康的社会评价体系。　

　　张建伟对此观点表示认同，他建议施行学术休假制度，废除评价法学家的定量指标，注重学术质量，“整个社会应该及时给法学家们减压减负，引导他们关心自己的健康。”　

　　法学家也要重视健康问题　

　　记者查阅一些报道发现，一提到精英人群的健康问题，往往强调要引起有关单位、政府和社会的重视。“这些方面的重视当然有必要，但我认为，法学家的健康，最关键的还是要引起他们自己的重视。应该讲，一些法学家过度劳累，很大程度上是不善于把握生活节奏、不注意锻炼身体造成。”刘桂明介绍了他的经验，“我每周坚持跑5000米，并时刻告诫自己把事情看淡一些，身心实现了良性的联动。工作不是生命的全部，要学会自我调适，处理好减压和加压的关系。在国外，一些高级知识分子都能够定期休假，工作再忙也要花一定的时间陪家人，这些都是值得学习的地方。”　

　　“我的工作状态说明自己对健康注意得还不够。”张建伟作起了检讨，“缺乏锻炼，睡觉过晚，最担心如今无毒不有的各种食物。今后要少些思虑，多散散步，多听听音乐，多练练书法和绘画。”
　

　　乔新生说，30年前他刚进入法学领域时，一个哲学老前辈告诉他，法律需要冷静，但是也要有一些激情，作为一个学者必须掌握中庸之道。“换句话说，面对社会不公，既要保持冷静，又要让人感到温暖，充满激情。因此，在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之余，我还写些小说、诗歌、散文;心情不好时，就阅读莎士比亚的喜剧。对那些莫名其妙的评比考核，能躲就躲。”
　

　　乔新生提醒大家，现在的社会既复杂又简单，如果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人际关系上，就会变得特别复杂，生活也就特别辛苦;反过来，如果把人际关系变成一种单纯的学问关系，生活就会变得特别简单。总之，学会舍得，主动抛弃掉一些身外之物，追求内心的平静。相信许多法学工作者都能够找到合适的陶冶性情的方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