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一个重要失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认为鲁迅在文学或文化事业上的缺陷或错误重大，甚至认为鲁迅整体上应当被否定的人，真是多极了。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一种社会倾向。
文化上不同看法的论争，本身是健全的社会正常运行的重要条件，不管对于那一类文化现象，也不管涉及的是谁，都是如此。问题在于，就文学或学术本身讲，人们对鲁迅的责难或不屑，几乎只是停留于浅浮的斥责层面，顶多是空洞的判断，却不见有理有据的分析。此种现象，无论具体目的是为了否定鲁迅或别的事物，均与文学和学术的发展无益，也与社会进步无益，是令人遗憾的。至于一些人对鲁迅品行方面的责难，既同样缺少联系当时社会实际的具体分析，而且人们的议论往往离开了文化或其他现象的社会含义，局面实在小之又小了。
我在此要分析鲁迅一个文化上或学术上的重要失误。
从新文化运动发轫以来，对于中国的文字改革问题，鲁迅观点鲜明地认为，中国的文字改革，最好的出路是除去汉字，走其他国家一样的字母化道路。他最重要的理由是，汉字书写极烦难，是高度贵族化的工具，这是造成只有少数人能运用汉字的根本原因。而烦难的汉字，又造成了口语与文字的严重不统一，文言文成了难以动摇的占统治地位的书面语言形式。例如：“为了这方块的带病的遗产，我们的最大多数人，已经几千年做了文盲来殉难了……现在只还有‘书法拉丁化’的一条路。这和大众语文是分不开的。也还是从读书人首先试验起，先绍介过字母，拼法，然后写文章。开手是，像日本文那样，只留一点名词之类的汉字，而助词，感叹词，后来连形容词，动词也都用拉丁拼音写，那么，不但顺眼，对于了解也容易得远了。”（《鲁迅全集》第5卷，556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必须除去阻碍传布智力的结核：非语文和方块字。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做牺牲，就得牺牲掉旧文字。”（同上，第6卷，115页）鲁迅的这些看法，相当大程度上也是新文化运动中及此后一部分学者共同的观点。例如钱玄同所持观点就大致如此，确切地讲，钱玄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更为激进。新文化运动中讨论的文学改良或文学革命，虽然与汉文字改革并不能划等号，但两者的联系无疑是十分密切的。
新文化运动距今已经接近一个世纪。从汉字和汉语言演变的实际轨迹来看，在一些重要方面，并不是沿着鲁迅或当时持同类观点学者的看法发展的。白话文早已成了大众书面交流的通用工具。至于汉字的改革，中国大陆简化字的成绩有目共睹，由此明显降低了汉字的书写难度，即使有一些不适当的地方，也不可能否定汉字改革的巨大成功。白话文的发展和汉字改革的实践表明，鲁迅对这个重大的文化问题的看法，是有大的偏差的，是一个重要失误。那么，是什么原因引起这样的失误呢？
虽然中国的汉字是象形与表意相结合的文字，与表音字母符号组合的文字有很大的差异，但是这两者也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共同点，这就是，特定的口语与文字总是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虽然从实际的进程讲，文字形成之初，口语总是先于文字；而且世界上不少民族最终也只有口语形式的语言，没有独特的书面形式的语言。但是，书面语言一经发明，成了该民族通用的基本交流工具，口语与书面语言两者就互为条件、互相影响了。因此，书面语言的改革或演变，不可能脱离口语的制约。文字的改革，不可能离开经过漫长的演变后存留于世的活生生的口语。反过来，已经形成的较成熟的、长期使用的书面语言，也将对口语的演变发生重大影响。由此来看新文化运动之前的文言文，虽然是与口语严重脱节或差异很大的，但是仔细分析起来，文言文实际上是文雅的、缩略化的口语。而这样的已经独立化的书面语言，随之成了主要流行于贵族化小圈子范围的特有工具。并且会做文言文还成了这一小圈子范围的人们特定的身份证明。不过，之所以如此，除了掌握汉字和文言文确实不是一件容易事，客观上还是起因社会发展程度对语言演变的制约。
近读
但是，饶宗颐在紧接以上引文“……形成文学上的形文与声文结合的文章体制”之后，认为“奠定汉字不必去追逐语言，脱离了语言的羁绊……汉人是用文字来控制语言”“在古代汉民族圈内，文字的社会功能，不是口头语言而是书面语言，在这种情形之下文字与语言是游离的。”（该书183页）这需要商榷。
表意文字形式的汉字与字母形式的表音文字，都是一种特殊的符号系统。作为书面语言的符号系统，它的特殊性在于，已经发育较成熟的文字，是复杂的系列化的概念符号。无论那一种类型的文字，也不管是某个民族自创的文字，还是很大程度起初属于移植的文字，一方面，文字的基础总是口语，而且即使有的民族没有发明文字而只有口语，口语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已经是概念化的；另一方面，已经形成了的较成熟的文字，作为书面语言，使概念愈来愈清晰、深化、系统化，因而文字系统就成了相对独立的巨大力量。由此来看，较成熟的文字反过来成了促进或制约口语发展的关键因素，是一点也不奇怪的。缩略化的书面语形式的文言文，同样具有这些根本性特征。饶宗颐讲的“汉字不必去追逐语言，脱离了语言的羁绊”“文字的社会功能，不是口头语言而是书面语言，在这种情形之下文字与语言是游离的”，很大程度指的就是文言文与汉人口语的关系。但是从刚才的分析可知，更准确地讲，文言文相当大程度上虽然存在文字与语言（口语）两者的游离现象，却绝不意味着汉字可以脱离语言（口语）的羁绊。
另外，至今在专家和普通大众中都有大影响的看法，即认为学习表音文字的外国字只需记几十个字母，汉字却多得数不清，所以学汉语太难了——对此有必要略作分析。实际上，汉字的绝大多数本身就属于词，是含义明确的概念。与之不同，表音文字中的字母却并非是词。所以，认识汉字难，其实更大程度反映了要熟练掌握大量词汇的困难。而这一点对于表音的外国文字同样并不容易。汉字中功能与表音文字中的字母元素约略相当的并不是各个汉字，而是汉字笔划（笔形），包括横、直、撇、捺、点、钩等笔划。
言、文的统一，即口语与书面语言的统一，从根本上讲，本来就并无不可克服的困难，虽然这两者的统一决不是绝对的。但是，几千年里形成的深厚的普遍习惯，又是巨大的社会力量。这也就是为什么尽管白话文在中国源远流长，如宋话本小说、元曲、明清白话小说等，但要成为全社会普遍的书面语言形式，是到了中国的民主革命时期，即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的激荡之后，才在全国范围逐渐成了现实。
就相关个体而言，改变长时期里形成的惯用的书面语的困难，从鲁迅的著作中就可以许多次地读到他以自己为例说明这一点。还可由此看到鲁迅对自己文言文底子的无奈与坦诚。正如他自己所说：“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鲁迅《写在〈坟〉后面》）这决不是鲁迅的自谦，所谓积习难改。这只要浏览一下与鲁迅同时代的一些名人的语体文，是不难体会的。例如，蔡元培对公众的一些演讲，就带有浓重的文言文特征，这就是习惯很难改变的表现。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深入，白话文逐步成了书面语的主流，以往认为几乎难以解决的口语与书面语的统一，整体而言，也就不再成难题了。例如现今不少人口语演讲的记录，不就是一篇文章吗？再如司法机构的笔录，也完全可以做到原原本本地记录当事人的说法，这样记载的语言是忠实地表达了当事人的见解的。
之所以鲁迅在文学革命发轫之初及此后的一个长时期里，对中国文字的出路抱近于推倒重来的悲观看法，是因为，对有些事物的发展是很难作出科学预测的。尤其是，文言文在中国文化领域占据统治地位两千多年，谁能预测到，只要短短几十年的时间，白话文就成功地取而代之，成为稍有文化者都会使用的书面语言呢？而出色的白话文章就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就人的认识本身讲，当极为强大的某种社会力量异常严密地抑制了社会的进步时，对相应的社会改革的认识是容易偏向极端的。反对改革者如此，力主改革者同样如此，只不过极端的方向不同就是了。但鲁迅并非是坐而论道的人。对于中国书面语的发展，更大程度上鲁迅是走着实践者之路，鲁迅的全部著作就是最好的注脚。1926年在《写在〈坟〉后面》一文中，鲁迅还认为：“我以为我倘十分努力，大概也还能够博采口语，来改革我的文章。”1934年鲁迅的长篇文章《门外文谈》，就是在书面文章中博采口语的典型之作。而且是相当成功的。
翻译文章属于另一类型。鲁迅的翻译，走的是硬译之路，这往往为相当多人所诟病。但我以为，从最大限度地保存被翻译语言特色着眼，这样的主旨本身并无不当。对外来的东西不容易接受或不习惯，本来就是相当普遍的现象。鲁迅的翻译作品之所以使人感到生涩难读——鲁迅自己也承认这一点，更大的原因还是当时中国的语言，尤其是白话书面语正处于快速演变过程中。对比一下鲁迅较早时期与晚期的翻译作品，是可以看出此种变化的。这还可以举其他人的作品作例子。郭大力、王亚南在三十年代翻译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包括马克思《资本论》，斯密《国富论》，里嘉图《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大体而言就有鲁迅的译作类似的特征。但忠实翻译原著本身是异常重要的。也因此，郭大力、王亚南、鲁迅这些卓越的学者，他们的翻译作品至今仍有其特殊的意义。何况鲁迅翻译的作品的很大部分，是被人们忽视的作家的作品，包括相当多弱小民族作家的作品，其文学水准却未必低于世界名著。
社会又必然地处于发展之中，较后时期中国卓越的翻译家实在不少。比起上世纪三十年代或更早时期的翻译作品，后起的优秀翻译作品，不但保存了原作的欧化或其他国家的语言风格，同时，优美的别国语言自然地转化成了现代汉语言。这样的翻译作品的语言，既与中国作者自己所写文章风格差异显著，又是出色的现代汉语形式。一句话，够得上严复的信、达、雅的高标准翻译。
近100年前的新文化运动时期与目前中国大陆的语言环境，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书面语言讲，白话文早已经占了绝对统治地位。而且，从根本上讲，文言文已成了历史语言。是的，现在还有一些人在什么新碑记上采用文言文。但当社会的语言环境已经根本不同于古代的中国，这样的文言文怎么还可能成为活生生的语言呢？脱离了日常生活语言即脱离了口语的书面语言，在当今社会成为死语言，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这样的文言文碑记，事实上也不可能是出色的好文章。要说文言文好文章，司马迁这样的古代人的作品，才是自然的、难以模仿的范本。这样的古代著名作者个人，还有其无法再现的特殊社会环境及个人品格。寻章摘句卖弄点小聪明的人，更不可能写出什么好文章。至于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或学术史，下功夫掌握古代汉语的学者，属于另一范围了。现代形式的汉语言，已经为真正出色的白话文章，提供了良好的语言条件。关键在于，作者自己是否具备写出好文章的能力。
关于鲁迅，顺便还讲一讲现今不少人自以为得意的射向鲁迅的枪弹，说是鲁迅只有破坏没有建设。有的作者甚至认为，鲁迅在这方面还不如当时的二、三流文人。理由是：这些文人也有政治方面的建议，鲁迅则没有。这简直不知道自己所议论的究竟为何物了！照这样的逻辑，陈寅恪也将被归入没有建设的文人范围了。人们竟然不理解，文人的建设业绩，是只能就他（她）的文人事业而言。如陈寅恪的历史研究著作，胡适的考证文章、新诗创作和哲学史、文学史研究，鲁迅的文学创作、文学作品翻译和小说史、文学史研究。至于鲁迅的杂文，从文章形式看，实际并未脱离散文体裁的总体范围。多少年里，无论肯定鲁迅的还是否定鲁迅的，抽取一点或几点看似有理的规则，作为界定杂文的条条框框，牛角尖实在钻得够可以的了。
有些文人自然也可以做政治或社会管理方面的事，甚至摇身一变成为职业政治家或政客。如胡适向政府当局陈述自己的政见、担任驻美国大使。但此时他所从事的并非是文人特有的事业，而是一位有名的文人的政治事业，更确切地讲，此时的胡适是一身而兼二任。公众或新闻界往往会说：某人从政了。不过，无论谁，即使以较高的程度直接参政，或者单纯发表一些政见以及对社会公共事务提出一些看法，如无确凿的文学成绩或学术成绩，是不在文人的范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