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了《对外投资的“中国模式”》一文，提出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独特性，其一是金融抑制对国内资本投资产生了严重的“挤出效应”（文中并没有提“挤出效应”，本人把它的核心意思归纳成自己的语言），大型国企手中掌握的庞大资本“爆炸性”地向国外投资。文中开篇就提到一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2003年全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仅为28.5亿美元，到2009年就飙升到565.3亿美元，平均年增55%，紧随美国、法国、日本与德国之后，成为全球第五大对外投资者；其二，大规模的资本外迁并不是产业升级的结果，而是反哺国内企业竞争力的需要。

　　如果第二个研究结论可以经得起数据与经验的验证，那么就等于直接告诉了我们，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是通过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与企业文化的认同来提升，而是通过引入所谓国外的先进技术（技术模仿）、扩大资源来增强。这种靠模仿国外先进技术，扩大海外资源获取渠道的做法很可能会掉入“后来者的诅咒”的陷阱。著名的已故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曾经专门就“后来者的诅咒”的陷阱与大陆鼎鼎有名的经济学家林毅夫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后发劣势”与“后发优势”的学术之争。杨认为只是单纯的技术模仿，而不进行制度上的改进与革新，很容易落入“后发劣势”的陷阱。道理很简单，技术模仿比制度模仿的效果来得快，而且还很容易形成器物性的“路径依赖”。

　　假如文中的研究结论可靠，那么杨小凯在2000年提出的“后发劣势”的警告就显得尤为让人不安，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开始把国内的“后发劣势”通过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扩展海外资源获取通道的手段向国外转移，试图给国内企业增强市场竞争力。这种新趋势不仅给国内经济带来一定程度的混乱，而且也很容易遭到国外政府与学术界的质疑。原因也很简单，中国近30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发展完全得益于丰富与廉价的劳动力以及新一波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国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为欧美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做代工，“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业显然是中国的劣势。因此，中国政府在二十世纪90年代通过招商引资与“市场换技术”的策略发展本国经济，虽然这种策略不是尽善尽美，但也可以说大致遵循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

　　曾经有西方媒体半真半假地说道：“中国共产党成功地把东方政治的“列宁主义”与西方经济的“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了，这种功劳一半归功于中国共产党适应能力的惊人能量，一半归功于西方“资本主义”丑恶嘴脸———资本的趋利性———的有意迎合”。这句话不一定完全正确，但说明了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那就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大量的外资。即使2010年中国的经济已经发展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大体上依然没有改变“劳动力优势”与“资本、技术劣势”的发展格局，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然要走“劳动力路线”，虽然中国的资本与技术跟10年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据人口学者研究的数据我们知道中国仍然有1亿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向城镇转移，那么大量的资本与低技术工艺投资就不可避免。

　　要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就需要大规模的国内投资。按理说，中国政府手上大量的外汇储备应该转换成国内投资，以满足大规模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需要。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中国政府并没有这样做，而是让大型国企参与大量的海外并购，在海外能源与服务行业大举投资，并且成为全球第五大对外投资国。这种对外扩张的投资策略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个不可理喻的问题：国内资本向海外大量流出与国内资本匮乏性对内投资并存。这实在是一个让人很惊讶的中国经济现象，我把它称之为“中国模式”的对外投资“锦标赛迷思”。

　　这种对外投资的“锦标赛迷思”很像国内地方经济的“县际竞争”，也有学者把这种分权化的县域经济竞争称为“锦标赛”竞争。竞争双方（各地的地方政府）不断通过来来回回的地方性竞争获得所需发展经济的资源，它们既不考虑效率，也不会考虑公平，只考虑可以晋升的GDP指标，因为上级政府是通过GDP指标来考核下级政府并以此来决定是否晋升下级政府官员。在这场竞争激烈的“锦标赛”当中，地方政府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是一个集速度、能量、规则于一身的超人，并且形成了稳固而畸形的“GDP崇拜”。历史往往是惊人的相似。以往中国政府发展国内经济的“锦标赛”竞争已经向海外投资转移。为什么这样说呢？文中的论据可以提供佐证，它提到：“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很多，包括对方的市场潜力、生产成本、法律环境等等。但我们的分析却表明，中国对外投资中这些变量都不显著，也就是说企业在做投资决策时并不考虑对方的市场、成本和法律。相反，吸引中国直接投资的却是以下三个因素：发达国家的技术、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出口市场。”当我读完这句话时，有种莫名的震撼冲击自己原本就很脆弱的内心，这不是与国内地方政府发展当地经济的做法如出一辙吗？这种不顾后果，不计成本，不顾效率，只考虑GDP规模的经济发展策略给中国造成了多大伤害！高速的GDP增长速度、缓慢增长的居民收入、严重的环境污染、大量华而不实的“政绩工程”、资源的过度透支、贪污腐败横行、血腥的房屋拆迁以及地方政府侵犯人权，这些残酷的现实这还不够触目惊心吗？

　　如果我们把文中提到的中国企业（大多数的国有企业有中国政府的影子）对外直接投资不考虑对方的市场、成本和法律，与地方政府发展当地经济既不考虑效率，也不考虑公平做类比的话，那么对外直接投资只考虑发达国家的技术、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出口市场，就可以认为与地方政府只考虑当地GDP指标的行为相一致。而且文中也提到，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核心目的并非将生产设施迁移到海外，相反，其目的是为了增强国内生产的竞争力。事实上，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特别是跨国巨型企业，无一例外不是通过核心技术与制度创新来保证自己的龙头地位，那些零部件制造都是通过全球产业的转移分包出去，在他国建立很多制造基地。比如美国西雅图的波音公司就是此类公司中的一个，波音公司的飞机零部件制造全部在发展中国家，如中国、越南、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文中说到中国长期的金融抑制政策将会不断引发国企对外投资的冲动，抬高其投资额，使之成为对外投资的主导者，与其出口结构完全不同（出口企业大部分是民营企业）。如果不能很好地改革目前的金融抑制政策，不仅会催生国企大量的规模庞大的海外投资项目，而且效率低下并且不能得到很好的回报。要想提升中国的经济发展质量，不但要改革金融体系的不合理结构，而且也要调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但是，目前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却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是祸还是福呢？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