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叙述和评论民国的文章多了起来。这些文章多对民国时代表示出一种由衷的赞美之情。我也认同，民国确实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百家争鸣时代，社会给知识分子预留的言论和学术空间也比较大。但这些文章很难解释一个问题：既然民国时代那么美好，为什么最后还是被新中国取代了？换用张五常的一句话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共产党一定作对了什么，才能赢得广大民众的支持，赢得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拥护。

那么，共产党到底作对了什么呢？

我们把目光投向1930年代的中国西部延安。1936年前后，共产党开始在延安执政。与国民党统治下的民国相比，这个新政权显然有太多不一样的地方。这里略举一二。

1940年，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分别访问重庆和延安。蒋介石为他接风的费用是800元；毛泽东请他吃饭的费用是2角钱，吃的是毛泽东自己种的辣椒和白菜，以及邻居大娘家送的一只清炖鸡。他们在一张没有油漆的小方桌吃饭，毛泽东用两张报纸充当桌布，但在回身取东西时，报纸还被一阵风吹走了。回去后，陈嘉庚说了一句话，“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陕甘宁边区政府下达的救国公粮任务不断增加，1939年是5万石，1941年就是20万石。这种成倍的增长给人民形成了严重的负担。1941年，一位县长被雷电击死，一个农民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这事儿被毛泽东知道后，他没有责怪农民，还下令减收公粮4万石，并据此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领导清廉、宽容、体贴民情，并不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但并不足以让陕甘宁边区政府与重庆国民政府真正区分开来。能起到这种作用的是一种豆科植物的果实：黄豆。

1938年5月至7月，世界学生联合会代表团柯乐满、雅德、雷克难、傅路德一行4人，应中国学生联合会的邀请对中国进行了为期70余天的访问。毛泽东告诉他们，“边区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地方呢？一句话说完，是一个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毛泽东没有撒谎。事实上，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已经制定了选举条例1937年5月，陕甘宁边区制定的《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中规定，“凡居住陕甘宁边区区域的人民，在选举之日，年满16岁（后改为18岁）的，无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该条例对选举的比例、程序等都作了规定。

之后，陕甘宁边区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民主选举实验。举凡选举，势必牵涉到投票。当时陕甘宁边区区域基本属于乡村，多数选民文化程度不高，很多人甚至不识字，所以乡村选举在技术上往往会加上一些变通措施。选举村长和村政委员时，在每位候选人的背后放一只碗，选举人往碗里投黄豆，得豆多者当选。

当然，这种选举法缺乏隐蔽性，常常会出现许多问题。为了不得罪人，投豆的时候，选民故意穿长袖子衣服，从每个碗边都划过去，让旁边的人看不清到底投了谁的票。这说明，民主选举与选民素质没有必然的关系，只要确立了民主选举的原则，技术问题是完全可以得到解决的。

顺便说一句，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黄豆投票并不是首创。早在红军长征之前，共产党就在福建才溪进行过黄豆投票法。

对于乡以上的选举，黄豆投票就没有必要了，而是采用了更加正规的选票。

在陕甘宁边区，民众参加选举的积极性很高。根据统计，陕甘宁边区1937年第一次选举中，参加选举的选民一般占选民总数的80%，差一点的地区也在半数以上。在1941年的第二次选举中，仅据曲子县的统计，全县选民共25175人，参加选举的为20223人，占80.4%；另据吴堡第六区的统计，全区选民3505人，参加选举的为2961人，占84.5%；总计全边区参加选举的选民占选民总数的80%以上。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褚辅成、冷御秋、傅斯年、章伯钧等六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应毛泽东邀请访问延安。黄炎培等与毛泽东有过一番著名的谈话。在谈话中，黄炎培询问毛泽东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圈子，毛泽东答到，“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的的确确，在20世纪40年代，共产党以“民主”两个字走出了与国民党截然不同的一条新路，终于在广大民众的支持下，把后者赶到了台湾。当然，国民党在台湾经历二十多年的徘徊，最终也走向了这条道路。孙中山先生说，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个“大势”，说的就是民主的潮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