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即将来临，本博主在人民邮电出版社再版了两本旧书。

这在别人可能没有什么，但对于一个以看书、写书和说书为业的“教书匠”来说，似有一提之必要。

一本是《广告学教程》（第三版）。此学本不是我的专业研究方向，之所以有这个现在看来各方（读者、出版商、编写者和行政主管部门）“皆大欢喜”的三版教科书，主要是10年前院方在“山中无虎猴子称王”的情况下“赶鸭子上架”的结果，属于“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一个东西。

另一本就是这个现名《人力资源管理通要》的东西。它是两年前由企业管理社出版的《人本制胜》之修订版。这是自己在专业研究方向内累积多年、自以为“集大成”的一个东西，因此在排印出版方面往往“期望值”甚高，但遗憾的是，到最后恰恰“失望度”也最大。这本书从孕育到诞生再到今天重生，可以说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我老自以为是地以为它是个“东西”，但出版商多不以为然，因而结果是不得不在非常“尴尬”的情况下面世。这次如果不是朋友提携扶助，它也难以看到读者。

关于书名，我的本意是叫《人事通要》，以体现“故意放缰奔马驰骋，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任由大嘴胡说八道，从家事到国事，说遍天下人事”的写作意图，但因为“人事”二字不够“专业”，也有逆“时髦、流行”潮流之嫌，故不得不“被改名”。

像以前所有著述一样，我在本书自序中同样实事求是地告白读者：“只是转述，作为教书匠、教科书的转述，顶多算作有职业责任感的‘创造性转述’，根本没有任何发明创造在其中！99％以上都不过是老老实实转述别人的东西，自己能够有所‘发挥’的微乎其微！”但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本书在编审时遇到很大很多很无奈的“敏感性”麻烦，使得本来就微乎其微、不到1%的“个人发挥”也可怜地遭遇粗暴删节，致使读者看到的可能是无比干净的“洁本”，没有生命灵肉的“骨头架”，或缺少李某人乡土口音的“普通话”文本。这里择其要者加以说明。

——大家知道，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于我们这些60后及其以前数代人的人生命运之影响，可以说是“深入骨髓”或“刻骨铭心”的，因此在这本书中动不动就提到他老人家。但编审大员们则觉得“伟大领袖”不能随便涉及，所以，一见到涉及他老人家名字的文字都认为是“敏感”的，予以删节。比如：

孔子所说的“仁”，老子所说的“道”，宋儒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名言，毛泽东所说“地主阶级中最厉害的人物”曾国藩的厉害之处，等等

毛主席相当年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其实我看，对于国人来说，怎么学会“守规矩”，才是一个最难最难的事情！

——有人说：99%的未来与历史相似，99%的直接经验与知识重叠。但是，现在活到近50岁忽然才明白，年轻时无比“自负”的根由原来是知道前人老祖宗的东西太少！尤其是，本来应该早就应该耳熟能详、具有中华悠久历史文化底蕴的国学，对于我们这些正好在青少年时期当“红小兵”、“红卫兵”的60后或50后的大多数人来说，是无比“陌生”的，这其实也是时下国学重有“热”起来的历史大背景和现实原因。于是，乘借“国学热”我赶紧补课，在这次修订版中，也趁机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名言警句狠狠地大事演绎了一番。未曾想，这里涉及的“平天下”一语，竟然也成为“敏感”的东西需要回避，有关“跨文化，平天下”的章名和段略都需要删改或转弯。例如，下面的语句被认为是“有问题”的：

近百年来，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遭遇西方列强侵略凌辱，在民族心理上留下很多难以磨灭的阴影。经过近60载河山重整，现在国人似乎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但是早年留下的心理阴影依然难以抹去，要么崇洋媚外要么夜郎自大的偏执心态还不时交替重现。究竟谁能够平天下、凭借什么平天下？这不仅是我们中国人，而且是包括西洋人在内的整个人类，在新世纪、在全球化新时代背景下都共同面临且必须回答的一个重大问题。

——还有就是一些纯粹是学术问题，很多在两年前原书中都已“毫无问题”面向读者的段落文字，也因涉及“资本主义”、“宗教”这样的敏感词语，而被删去。例如，有关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及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样的词语是万万不能入书的：

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毕生致力于世界各民族宗教“经济伦理观”和“精神文化气质”的比较研究，他在20世纪初发表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这本书中，韦伯认为，西欧民族经过马丁·路德等宗教改革后形成的各派“新教”，其主要教义即“神召天命”思想乃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新教提倡每个人所从事的职业工作都是“神的召唤”，都体现着“上帝的意志”，从上帝的角度看，所有人的所有职业工作和世俗事务本身都是正当的、崇高的道德活动，工作成就和成功正是一个人真正属于“上帝子民”的最直接、最崇高体现；人努力劳动、积极工作，不是为了追求超越需要的外在物质利益（这种追求不仅是“不正当”的而且是“邪恶”的），而是要体现“神的意志”，形成一种“善”的人生目标和精神追求。其实，这种从宗教意义上引申出来的“工作态度”，不仅是一种“资本主义精神”，而且蕴涵着更有普适性、更具深刻性的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

——有些是自己很得意，觉得是“佛家常说家常话”的语句，或很有李某人“土文气”的话语，都被编审大员以各种“敏感”理由给毫不留情地规整了。例如，原来我“自鸣得意”地为十五章编写的一首“顺口歌”,本想将它放在扉页上，并在各篇将相关词句迁入，以给读者“形象”地展示主题框架和思路，但最后都因“经不起推敲”或“有问题”被勒令勾销：

人从历史中走来，

立于天地宇宙之间；

被工作所定义，

从群体到团队，

为组织事业而扬起风帆；

以目标践行立下的诺言，

我们发誓不作金钱的奴隶，

但要以产权为支点掌控自己的命运；

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

还要在传承文明中创新应变，

以领导火热的爱和情来激发大家勇往直前；

以心的灵犀来选择志同道合者一起上路，

沟通，沟通，再沟通，

        以竞争求合作，力做权威主人，

            最终实现跨文化平天下鸿鹄志愿！

——还有些是我自以为“通俗”表达，但编审者认为是“庸俗”不堪的东西，自然也被“净化”。例如：

钱、权、色乃人生三大“魔戒”，时刻诱惑、缠绞和煎熬着芸芸众生，其中以金钱为最。那么，它与我们HR关心的“薪酬”究竟是什么关系？没钱不行、钱很重要谁都明白，为什么说千道万，不能不承认它确实不是“万能”的，现代组织薪酬管理者遭遇风风雨雨、历尽千辛万苦，到头来搞出个“广义薪酬”概念来，最后一看，其实说的是谁都应该早已明白的简单道理，你说这是“好笑”还是“好玩”？

至于有些言辞激烈的时事评论，诸如“反思中国式教育”、“工作事大，关乎人权”、“反思恐怖主义”等等相关的章节，其“敏感”而遭致“理所当然”地删节，那就更不用说的。比如：

彼得·圣吉“五项修炼”究竟是想强调什么东西；我们为什么不能鹦鹉学舌般地念叨“学习型甲甲”、“学习型乙乙”这样一些莫名其妙、好听不中用的名词术语；在“学习态度和方法”上，国人为什么有必要向东洋邻人学习，野中郁次郎的所谓“SECI模型”与我们老祖宗的阴阳太极图是怎样一种渊源贯通关系，由此反思感叹我们“中国式学习”怎么会是这样一种不堪景象！

再比如：

放眼世界、纵观全球，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基本事实就是：有没有工作，不是一个简单的“吃饭”问题，而是严重的“人权”问题。在当代社会，一个人没有工作机会，即所谓“非自愿失业”，已经不是“没饭吃”那样简单的谋生问题，而是涉及到一个根本性的“人权”问题，即一个公民天然的、绝对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被剥夺的关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权利问题。

……如此等等，无法一一列举。

书几经周折下厂后，我并没有“松口气”的感觉，反而有种“不知今日是何年”的迷茫：是我自己提前进入到22世纪了，还是我们具有高度专业技术素养而又对社会人文问题保持高度“敏感性”的编审大员回到中世纪了？……

当然，在这个“大一统、有些乱”的现实大环境下，我不仅不能责怪出版方面“严守行规”的行为，反而要感谢他们“严格把关”的职业精神！而且，自己确实也“不是东西”！我很清楚：面对一个喜欢纠缠于细节、干不了大事的“小人”，一个为了追求“完美”目标而往往过于苛求于残缺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一个自以为是、从内容到形式都要按自己的审美感觉去求全责备的作者，那一个出版商也会有些受不了的！我自己在“道理”上也很明白：太完美了是要死人的！尤其是在我们这样文明的国度里，从古到今与书打交道的人从来就没有几个“好活”的，在写书的行当里从来都没有“自由表达”这回事儿！但是在情感情绪上就老是过不来，这可能是自己文化修养、国学修炼远没有到家的缘故吧？

受国学大师南怀瑾的指引，我在自序中写了这么一段话：

一千年前，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在《伶官传序》中曾感叹：“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一千年后的今天，你与我，人和事，无论是摩登大公司还是乡镇小企业，是民族兴亡还是国家盛衰，难道跳出过这个“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或颠倒过来说“虽曰人事，岂非天命哉！”的轮回循环魔圈吗？

是呵，关于“人写书”这样的人事儿，确实需要在“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与“虽曰人事，岂非天命哉！”之间讲究拿捏和平衡的艺术，当然，其间确实有高下大小之分。最近，我在钱皮、夏宁编的《原来如此》中读到这样一段掌故：

1941年，国立编译馆请吴晗写一部《明史》，吴交稿后不久，稿件被退回，附有字条写道：“红军之起，拟改作民军之起，以下一律删改。”吴晗大怒道：“我宁可不出此书，这一个字绝不能改！”

相比之下，李某哪有吴大师那等气派！在普华朋友“你这书还想出不出？”的质问下，我竟“英雄气短”的不敢吱声。其实是自己不知好歹，朋友是在提携帮助自己，还自以为是地让朋友为难，实在不够朋友也！

呜呼！岂不知这正是“只懂说人事，不会做人事”的现实表现哦！！

因此，写这篇博文无外两个目的：一是本着向读者负责任的态度和精神，说明我的本意，当然，也随便“发泄”一下自己作为作者的憋屈情感和无奈情绪；二来是向人民邮电出版社普华公司被我“较真”个性和作为弄得焦头烂额的朋友，特别是贾总、小王、小代等，表达深刻忏悔的歉意，也对他们为本书的出版发行付出的专业精神和辛苦劳作，致以无比真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