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2010年公布的权威数据，原本GDP“保八”成功，居然依然在8.7%的水平，工资收入又“被增长”，外汇储备在突破了2万亿美元之后，继续节节攀升。中国俨然是经过“金融风暴”的洗礼之后，引擎没有熄火的唯一国家。
这原本是可喜可贺的事情。
但自从本人专文慨叹《GDP这个政绩工程，与老百姓何干？（1月1日）》之后，越来越多的人与本人有着同样慨叹。
当然，或者是别人都是先知先觉的，本人刚刚有时间感悟这些罢了。
下面引用几位著名人士的言论。
工资总额除上GDP，代表在相应国家，民间财富与国家财富之间的关系。
郎咸平说：这个比例，美国58%、英国56%，日本53%，法国53%，加拿大51%，澳大利亚47%，下面韩国44%，阿根廷36%，墨西哥33%，委内瑞拉31%，那些比较穷的国家呢，东南亚国家，包括泰国、菲律宾，28%，那么被美国制裁的伊朗呢，还有他隔壁的土耳其，这两个也是穷国，25%，非洲资料我们找不到，但是按照判断，应该是20%以下。中国是多少呢？——居然有8%。
所以郎咸平说，30年改革开放，不是让中国走向了美国，而是走向了菲律宾。
再看一看每小时的工资收入。第一名德国，30.6美元，德国、美国、日本、加拿大、英国、法国、韩国、巴西、马来西亚、泰国都在我们前面，中国的绝对工资收入是全世界最低！每小时工资是0.8。我们工资收入是全世界最低，我们占的GDP比重还是全世界最低。
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藏富于民。
但是看工作的时间，我们还是排第一的，中国人的工作时间，每年工作时间2200小时。郎教授的这个时间折合到365天，大约6个小时/天，假如扣除双休日与节假日，每天大约9~10个小时。
——如此说来，似乎越是勤劳的人就越是应该感觉心理失衡的，如果没有高昂的收益回报的话，就太可悲了！比如像本人：每天除了在床上的8小时，在饭桌前的1个小时，在迷茫中的最多3个小时之外，似乎一直都在工作，每天12小时，不间断地工作，我的每小时收益又是多少呢？而在迷茫之中、在床上以及在饭桌前的某些时间，又都习惯于思考，这样的因素又怎么算呢？
不管是惯性还是无奈，其实像本人这样，在正常工作时间之外依然处于工作状态之中的人，比比皆是。比如核心的创业团队、从事创意策划、广告公关、市场营销等相应工作的人。那里又有截然区分开来的工作与休息时间呢？
虽然本人在2008年也曾经慨叹过《勤快并非优点，成功需要懒惰（4月9日）》，但在郎教授所提供的数字对比所造成的心理落差中，依然要为勤劳的中国人辩解一番——难道中国人的勤劳有错吗？
郎咸平说：欧洲为什么不工作呢？因为他们太懒惰了，中国为什么做了这么多工作的时间呢？因为中国是个勤劳的民族，对不对？你晓得为什么勤劳吗？你告诉我为什么勤劳？因为你的钱太少了，因为你排到最后，钱太少了，不勤劳，怎么养家糊口？所以，中国是一个什么国家？薪水太低的国家。
——显然，郎教授所指的是中国大陆，肯定不是指他工作和生活的地点香港，更不是指他出生的地点台湾，因为据他在演讲的时候说，他在香港聘请的保姆，每个月的薪金就4000块钱。
但即使这样的情况不是出现在北京、上海这样的都市，即使仅仅是乡间地头农民的收入状况，都是颇为让我们感觉焦虑的。
国家统计局总是会成为公众聚焦点。
2009年4月初曾公布2008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29229元，当时引发众多网友的“被增长”、“被平均”的质疑之声。2009年5月，该局又公布了当年一季度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为7399元，比2008年同期增加了875元。
颇为耐人寻味的是：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在会上表示，国家统计局决定从今年起正式建立年度私营单位工资统计抽样调查制度，将私营单位纳入工资统计调查的范围。该负责人称，工资统计制度改革最主要的内容就是扩大工资统计单位的范围，因为现行的工资统计制度中没有包括私营单位。
——终于我们有些明白了：闹了半天，原来国家的统计数字是把极大部分人群排除在外了，那些私营单位的经营管理者与就业的人，那些在北漂、沪漂等大都市的“蚁族”而没有人事档案关系的人，在街道赋闲在家而又没有去有关部门标明挂号的人，那些在乡间躬耕的农民们，是否都被我们的权威统计数据排除在外了呢？难道统计数字真的仅仅是为实现政府与官僚在不同阶段的不同特殊目的服务的？
如果中国的国家统计局不将其考虑进去，这些人岂不是都成为官方统计的分母甚至“黑户”了？是否也足以说明，这些人的选举权、被选举权等人身与政治权利在无形中被剥夺了呢？是否也说明，我们的管理部分从来就没有把他们平等得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久泰平有一篇文章中慨叹：资料显示，近30年来，中国GDP增长速度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工资增长的速度却不成正比。现在，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不仅低于GDP和投资增速，甚至低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这是多么可怕的现实？
GDP高速增长不一定会带来财富积累，但公平的财富积累则一定会带来GDP高速增长，扩大内需，首先在于收入增长。反过来，“惟GDP是从”的增长是百姓财富积累的最大障碍。不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彻底打破“惟GDP是从”的思维定势，只能继续加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矛盾，增加国民收入也将遇到更多障碍。
——GDP与国家财政的增长与百姓生活水准的负相关效果，不仅导致百姓的幸福感逐步降低，甚至会让百姓自觉地把政府放在自己的对立状态。
似乎已经不需要再掩饰了。我们更可以看到GDP的本质，说的其实不是百姓可支配的收入，而是最终回笼到政府财政或者税收上的数字，特别是在收入被增长，统计被排除的状态下，GDP的数字高涨不仅不值得百姓弹冠相庆，甚至是值得悲伤的事情，因为那意味着我们在寅吃卯粮地透支以后的或有收入，这不仅强化了普通百姓每个人的焦虑，更在激化我们的社会矛盾！甚至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候，成为列强针对中国发难的把柄。
陈志武在名为《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的书说，第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的行政管制太多，制度成本太高了。第二个国家财政税收太多，政府在整个国民收入的大馅饼中分到的国民收入越来越大。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的国有资产的升值都转移到国家手里了但是没有到老百姓的手里面。我们每天工作八九个小时，里面有几个小时首先是为了对冲这种制度成本，然后才是为自己赚的钱。
连《青年周末》的记者在与陈教授的对话中，都慨叹“感觉好像（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这个主要责任不在于我自己，我也做不了什么”。那么我们还能做到什么呢？
我们不禁要问：
从GDP的8.7%的高调，到可怜巴巴的每小时八毛的凄惨。
我们辛苦创造的价值被谁收入囊中？
似乎是个人的价值转入企业，企业的价值转入地方财政，从地方财政转入国家财政。
如果前者的本质就是我们曾经深恶痛绝的血淋淋的剥削，是原本属于资本主义本性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后者呢？是否意味着一方对另一方的保护费呢？
这个问题，早在数年前本人就曾经提出过——国家原本就是企业的股东之一，清醒地认识这一点是基础，比什么都重要。
假如个人给企业，企业给国家财政是应尽的职责，毕竟后者都是前者的父母，是前者的肌体；那么到了财政之后，我们看到了什么呢？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所积累并贡献的财富，到了财政之后，又通过什么方式转给了谁？
是通过一种约定俗成的腐败制度到了另一批人的口袋里？
还是通过一种经济制度转给了另一些企业？
甚至是通过内外勾结而流进了新列强们的腰包？
是还没有“成年”就被炸掉的高楼大厦？
是常年不停的拉链工程，豆腐渣工程、在建就倒塌的索命工程？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
如果是到了列强的腰包，难道我们还能否认经济殖民的客观存在？
如果是明明存在经济殖民而又遮掩并寻找牵强的理由，难道不是文化殖民的体现——这似乎更可怕！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现象屡禁不止？
我们貌似致富之后，却被包裹在楼房与汽车的钢筋水泥之中，来自各方的意外伤害防不胜防，不仅身体的安全仅仅是暂时的，就连生命都随时会被飞来横祸随时击碎。我们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居然如此不堪一击。
那耗费了全家人几代努力才得到的房子，经不起铲车一击；那被寄予了浓厚情感的汽车，居然会随时成为我们需要让我们用辛勤劳动所得的血汗钱去奉养的孩子，稍有不慎就会丢掉自己和家人的性命。
我们创造的财政收入，居然成为向我们索命的恶魔！这与那些频繁出矿难的小煤窑所制造的杀人案又有什么区别？！
贾春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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