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前美国政府来说，最大的压力就在于将于11月进行的国会中期选举。而我们知道当下执政的民主党的主要支持群体正是那些时刻面临着失业压力的劳工群体。奥巴马要想在医疗保险改革上有所突破，则必然不敢得罪他党内的同志。但如果失业率仍然保持在2位数，在劳工群体的失望下，那么民主党在国会选举中的失利也就成为一种必然。在这样的环境下，提高就业率也就成为奥巴马政府的必然选项。

    近期奥巴马在最新的国情咨文里提议，暂时冻结非国防性自由裁量支出。克鲁格曼教授大为气恼，在他看来这应是奥巴马政府意图退出的信号，但这实在是个误读而已。对奥巴马的团队有所了解的人大概不会忽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奥巴马在他上台后任命的总统首席经济顾问，不是主张赤字财政的当时的新科诺贝尔奖得主克鲁格曼，而是认为赤字财政对危机影响甚微而视货币效应为拯救危机的根本之道的Christina Romer。奥巴马的这一举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向世界彰示了他本人的经济政策的取向了。对于试图了解奥巴马的经济政策走向的人，那么或许也得对他的这位首席经济顾问的经济思想要有所认识了。

Christina Romer在1991年发表了她的题为《大萧条缘何终结？》的论文，在这篇论文里，Christina Romer从20世纪20到30年代的经济资料中计算当时的“fiscal multiplier”， 这一系数即政府开支每增一个帕点，国民生产总值将相应增加多少个帕点之数，但她发现该数值却很小；她更从当年联邦政策档案中发现，1933年到1941年之间的8年时间里，美国政府都非常重视财政收支的平衡，“新政”所产生的额外开支，几乎都是由税收补足，故根本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的以赤字为代价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其赤字在GNP的占比，在整个30年代都还不到1个帕点，有几年政府收支表上甚至录得黑字！这个发现表示，罗斯福当年并没有真正实施以赤字为原则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但就算是有的话，由于“fiscal multiplier”值很小，政策效果也会微不足道。

在Christina Romer看来，大萧条的终结主要应归功于当时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上述的那篇论文里，Christina Romer 认为当时的“money multiplier”，比“fiscal multiplier”要大上三倍有多，也就是说当时的货币政策威力远比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强大；从1933年到1941年之间，美国货币流通量激增，名义利率虽一直为零，但实际利率却从30年代初的正15个帕跌至负的10个帕，这说明当时通胀率是很高的。

在Christina Romer看来，宽松的货币政策才是结束大萧条的唯一的原因。还不止此，Christina Romer后来的研究更显示，美国自50至90年代初的四十多年里，经历八次规模大小不一的衰退，结束衰退的动力，无一不来自货币政策，而以赤字为表现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作用却几乎是零。

而在2009年6月份，Christina Romer的一篇发表于英国卫报的文章就认为美国在1937年至1938年间，导致当时失业率重新飙升至19%（见图）的第二次严重的经济衰退，其根本原因就在当时的罗斯福政府，为了规避通胀而采取了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Christina Romer在文章中就认为：“这显然是一个不幸且鲁莽的决定。”

Christina Romer认为1937年的罗斯福的举动应成为前车之鉴：经济危机以后，立即采用危机前的政策，并冀图以此来宣告胜利。在就业率完全恢复之前，这些欲望都必须被抵制住。如果政府过早撤回援助，紧随而来的可能是经济的再次衰退甚至是危机。

在这样一位顾问的建议下，奥巴马会退出刺激政策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在国情咨文中提及的暂时冻结非国防性自由裁量支出，所能够代表的只是奥巴马越来越认可Christina Romer的观点，而将原来的赤字财政刺激与货币政策刺激两架马车战略逐步的向货币政策刺激这一策略集中，毕竟在Christina Romer 看来“fiscal multiplier”的效果与“money multiplier”的效果相比较是那么的微不足道。

另外，政治的影响也将是奥巴马推迟退出刺激计划的重要的因素，事实上长期以来政治周期都在影响着民主政体国家的经济政策，早在1950年以前，西方经济学家就发现，一些公共和经济政策的变化中，政治因素起了主要作用。例如，奥地利的公共汽车票价在选举后比选举前调整得更为频繁，美国社会保险金趋向于恰好在竞选前而不是竞选后给付。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这些政策很容易被选民观察到且最被他们关注。这表明，政治家们想通过选择特定政策操纵经济以赢得选举。在美国当前的就业形势下，在中期选举的压力下，在选举结束前，为了保证民主党赢取中期选举的胜利，奥巴马亦不会轻易退出刺激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