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该怎样描绘当今时代
时间:2010年02月04日 10时03分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白瀛 查云帆
当《阿凡达》的票房收入破纪录时，当全世界的人蜂拥而至电影院观赏《阿凡达》时，当《阿凡达》获得无数奖项和赞誉时，聚集在新一届“中国影协杯”电影文学论坛研讨会上的电影剧作家们开始思考，我们的电影何去何从。
高票房并不意味着真正繁荣
毋庸置疑的是，自2003年迄今，中国电影迅速踏上了产业化的快车道，伴随着电影产业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及影市人气的日渐兴旺，2009年中国电影迎来了一个产业大发展的黄金时期，内地电影票房62亿元。
然而反观这六、七年的发展历程，我们清楚地看到这样一条脉络：泛娱乐化、票房第一、“明星”至上、话题炒作、“山寨”风肆虐……
“我们的电影过分强调商业化、市场化，把媚俗当成大众化，把生理快感当成美感，把搞笑当成喜剧，为了过分迎合票房，创作低级趣味的商品，而高票房并不意味着中国电影真正的繁荣。”，电影评论家王人殷说。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黄式宪分析说，2009年，“无厘头”的恶搞喜剧因为巨大的商业诱惑扎堆而出，由此形成了一种负面文化现象，这些影片背离了银幕创造的当代性，撕裂了喜剧辨美丑而弘扬社会道义的喜剧精神，抛弃了艺术的现实品格，彻底与恶俗相拥抱。这样的作品占据着主流市场，令人担忧。
“电影是一门艺术，绝不只是商品。”电影编剧张挺说，感官胜过理想，偶像代替信仰，视觉的盛宴使思考本身变得多余，这样的潮流促使我们思考:视觉奇观和商业的发展，悄然改变了电影的文艺特性。人们越来越因为享受某种视觉盛宴或者感受娱乐气氛而走进电影院，对现实生活记录和思考的电影艺术特性淹没在唯票房独尊的炒作中，这是值得警醒的。
现实主义精神仍然是电影的核心
伟大的电影蕴含着伟大的现实意义。
《电影艺术》主编吴冠平说，《阿凡达》的故事虽然简单，但却附着了丰富的现实意味。观众从中可以联想到环境、气候、战争、基因转化等众多人类面临的问题。
我们自己的“阿凡达”又在哪里呢？上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涌现出了一批反思现实的作品，比如《牧马人》、《巴山夜雨》、《人生》等等，这个时期不管是电影和文学，几乎在同一个节律上跳动，那就是对当下社会现实高度介入。
张挺说:不能想象全世界只剩下外星怪物满天飞，电影业变成高级马戏团，民族的话语权消失在全球化里，我们的国产电影应该探讨出一条可行性的道路来。回看充斥我们电影市场的作品：《三枪拍案惊奇》、《十月围城》、《孔子》、《风云2》、《花木兰》、《锦衣卫》、《刺陵》……要么是历史题材的改编演绎，要么是平地起高楼式的虚构魔幻，现实主义力作却难以成为主流市场的主流。
“面对如今这个伟大的时代，中国电影不能‘失语’。”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柳建伟激动地说，“中国电影人不关注现实和表现现实，就会错失了与中国经济社会一同发展进步的重大机遇。现实主义精神仍然应该是电影的核心。”
长春电影制片厂艺术总监、编剧韩志君坦率地说:作为一个创作者，我不喜欢那种悦目而不赏心、一味炫耀技术、只有视觉诉说，而缺少人文关怀的作品，影像的奢华无法代替人们对情感的表达。中国电影唯有坚持现实主义道路，关注人文价值、艺术个性、人性感动和心灵征服力才可能获得长久的生命力。
“说到底，只有制作没有创作、只有技术没有艺术的电影都只是过眼云烟。”广电总局剧本策划中心副主任、编剧苏小卫说，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反映不同时期的社会问题，比如我们当下面临的农民工社会身份、老龄化问题、社会制度、道德伦理等，都值得我们电影人去发掘、去创作。
呼唤现实主义品格的回归
那么决定一部电影的现实品格是什么？许多专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王人殷认为，现实品格，是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道德观、利益观，来表达中国从未像今天这样丰富、复杂、变化万端的社会生活，通过各种人物与环境的真实描绘，接触到人的精神、内心与社会的关系，传达出时代脉搏的跃动。
吴冠平说：“所谓现实品格，在我理解就是要让观众知道他们基因中所植入的，祖辈们所经验过的美好与感动，并且用今天观众所能接受的方式和语言呈现出来。”
张挺表示，电影的现实品格是重新将这个民族引导到有价值的自我认识上，使我们的电影介入我们目前的生活，成为我们生活的代言人和一部分。
韩志君认为，要找到这样一条现实主义的回归路并不平坦。“我们今天的观众，已经和过去的完全不同。他们经历的是中国经济发展腾飞的二十年，看到的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开阔眼界，感受到的是文化的不断多元发展，当今中国电影的现实之路，应该把镜头对准这批主流观众的历史体验与现实体验。”
“生活是文艺的载体，文艺是生活的表象。任何一个时期的电影中，都烙着那个时代的名字。”吴冠平表示，好的电影从来都不回避现实矛盾，而是让这些困境与问题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观众感同身受的情感体验和共同思索的时代命题。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王一川则认为，对当前中国电影来说，重要的不仅是直面现实的问题，而且更在于对现实生活的刻画需要依托中国美学传统所注重的“蕴藉”的问题。例如对“情义”、“义气”、“气节”、“道义”、“家国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中国式人生价值观的思考，它们是能让观众“会心”和“畅神”的客观美学资源。
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9-12/30/content_12727140.htm
新华网
网络时代如何提高公民媒体文化素养
2009年12月30日 09:20:18 来源：光明日报
受到各国重视的公民媒体文化建设，对于建设一个拥有高素质社会公民的、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是一个值得我国有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关注的问题。
媒体文化素养的战略意义
什么是媒体文化？目前没有意见一致的简单定义。与媒体文化平行的概念是传统文化，即读和写的能力；媒体文化还涵盖了音像视频的内容，而不只是文字。英国电信与媒体监管机构将其定义为：在多种环境背景下访问(使用)、理解并进行通信的能力。更高的要求是，从认识和理解信息的能力上升为批判思维能力，包括问询中肯的问题，分析、评价所得到的信息。例如，一个有媒体文化素养的人应该能使用电子节目指南找到自己需要看的节目，他可能对节目持有自己的看法，也可以只是欣赏；他可以认识到，节目制作者是打算对他施加某种影响；他可以利用节目的互动功能，或者给制作人打电话；他也可以用电子邮件与节目制作者交换意见；他还应该能使用现代传播技术制作自己的视频、音频内容。
媒体文化素养是一个国际研究热点，许多发达国家早已将媒体文化素养看作是建设先进信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给予高度重视。欧洲国家非常重视这个问题，认为必须使自己的人民具有使用及参与新媒体环境的能力，成为积极行动的有批判能力的公民，而其关键在于媒体文化在欧洲的普及。为了能抓住信息与通信技术提供的社会机遇，欧盟将推进媒体文化建设、提高人民媒体文化素养提到信息时代国际竞争力的高度，将其当作整个欧洲的一个战略性、综合性目标。
媒体文化素养的要素
在网络时代，只是能读会写，而不能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机遇，不足以成为有竞争力的社会公民。
网络时代的公民文化素养包含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要有使用现代媒体工具的知识和技能。就像你拥有一部很好的照相机后，能不能及时拍到好照片并把这些照片尽快发到想要的地方去。再比如微博客，传播速度非常快，一秒钟之内达到六七千人。现在有些国家很重视微博客，每天都要写上几条介绍政府的主导性意见从微博客平台发出去。以上是说，网络时代的公民首先要学会使用这些现代工具。其次是对信息的内容进行理解、分析和批判、评价的辩证思维能力。我们在网上看到的信息不一定都是真的，你应该有能力去分析鉴别。第三是人际沟通、社会交往中的法理与伦理道德修养。如果你在网上随便公布人家的私生活，不仅不道德，还违反了法律。
媒体文化素养的形成
网络传播时代使每一个网络用户都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话语权，拥有了通过网络直接影响社会甚至国家形象的巨大能量；同时，网络也为传播低俗文化、违法违规和侵犯公民权利的信息提供了空前的方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同步提高每一个公民的社会责任感，使公民意识在全社会范围大幅度提升，那么在法律不能完全覆盖的角落，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危害社会、有损公民利益的恶行。
公民社会的成熟，不仅只限于参与，还需要有教育。参与，将有助于提高社会公德观念，从而加快社会的进步；然而，没有强大的社会教育环境，仅仅有参与的机会，并不足以使个体转变为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网络时代要求公民具有相对成熟的辩证思维能力，能在积极参与、分享时代机遇的同时，正确理解和接受媒体信息，善于保护自己和身边的儿童。目前的状况是，我国在学校教育中对于信息与通信技术注入资源较多，但对于信息爆炸时代公众的辩证思维能力建设以及社会交往沟通中法理和伦理道德的教育和引导，还需要大力加强。公民媒体文化素养的薄弱，对我国信息化新媒体发展的制约和不利影响，将日益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政府主导，全社会共同努力
未来的网络是云计算，即把更多的计算能力提到云端。比如我们在汽车上装了一个全球定位系统，以后就可以直接与云端沟通，想要到哪里去，显示屏就会收到来自云端的信息，告诉你哪条路畅通、哪条路堵塞，建议走哪条路最好。总之，未来网络无所不在，信息与通信技术将把更加多样化的信息服务引进我们的生活，我们将生活在包含嵌入芯片、传感器和智能系统的各种设备包围之中。由于网络在提供信息、服务、关怀和方便的同时，也带来更多风险，因此人类社会上升到信息社会阶段以后，社会观念和伦理道德水平也必须相应提高——这需要政府主导下全社会共同努力。
中国的对外文化传播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飞跃发展和进步。在我国强大的传统(平面)媒体团队身旁，正涌现出一支新力量——网络媒体，他们的声音正和谐地交融于我国文化传播的主旋律中，合奏出美妙的乐章。网络信息社会必将给我国文化传播事业加盖上鲜明的时代标记，而网络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将长期比翼双飞，互相补充，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不可替代的贡献。
（作者胡启恒为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本文摘编自作者在全国第一届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上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