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去超市采购了，采购的人真多啊，因为节日就要到了。我拎着大包小裹、大瓶小罐回家，真的拿不动了，花了536元的银子，倒是想起我父亲对我说过的往事——他曾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个春节前去西单菜市场购物，当时他拿了10元钱，但是没能花完，所购的东西已经拿不动了，我父亲是军人，在当时属于高收入者，50年代的月工资就达到72元了，在当时，一个技术工人的月工资也就是36元，但是36元能养活上上下下一大家子人。

中国人视春节为大年，节日经济一直有，记得我小时候，最盼望的是春节能凭着购货本买上几两花生瓜子，那是平时没有供应的东西。现在超市的琳琅满目，是我小时候想象不到的。但是从10元拿不动到536元拿不动，糖炒栗子也从原来的每斤4角变为现在的每斤12元，物价在涨，工资也在涨，但是节日经济体现出的极大丰富的节日市场，给人带来的心灵满足不是用钱就可以衡量的。

经济学研究的是有限的资源如何充分有效配置的问题。红红火火的节日经济中，各厂家运用促销手段你方唱罢我登场地为了占有更多的市场资源，百姓们选购时左顾右盼地比较也是为了能节省更多的银子，从而让自己的劳动所得发挥更充分的效用。大年临近，商家和百姓都是节日经济的参与者，都是发挥影响和被影响的利益相关人。

从邓小平的“猫论”和“摸论”开始，中国把发展的眼光放在了经济上，这也使得我从与美国青年交流中得知，他们最崇拜的中国领袖正是邓小平。要发展经济，政府就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该由市场自由调节的，政府不能干预；市场失灵时，政府要迎难而上，这就叫做既不越位，又不缺位。然而曾几何时，当GDP成为衡量各地政府政绩的重要指标时，为追求指标而短期行为、违反客观规律的事就会频频发生，追求在任期的短期行为、为数字而越位和缺位的现象就会严峻。因此，科学发展观的理论真的是英明无比，但是要让官员们学透、做到，不是学习学习讨论讨论就能达到目的，关键是对政绩客观的评价标准和对权力的监督。

改革开放30年，改革到了攻坚阶段的说法是一点都不假，各种深层次难以解决的矛盾如何解决，是摆在执政党面前的重要难题。从现实看，发展经济的同时反腐败，是百姓最关心的问题。从经济上看，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举措还是有效的，而从政治上看，反腐败需要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制度，如果不从制度上制约腐败的发生，单纯打掉一个两个腐败分子是没有大的成效的，制度问题不解决，腐败滋生的土壤还存在，会出现新腐败替代旧腐败的现象。

这些年社会上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百姓“仇富”和“仇官”，“仇富”是对分配不均、贫富差距过大不满；“仇官”是对腐败不满。过去的一年，针对百姓的心态以及现实中的一些问题，各省都采取了一些举措，如反腐的基础上打黑，或打黑的过程中反腐，其中的反腐确实能释放掉很多“仇官”的不满，对“黑社会”成员的财产的剥夺，也释放掉一些“仇富”的不满。而此时，又出现一种新的经济现象就是罚没经济，通过罚款没收让政府掌握更多的经济资源的现象在一些原有黑社会比较集中的地方出现了，我不懂政治和法律，无法判断动辄没收全部财产、罚款几千万的处理是否正确，但是我关心的是从经济学角度看，这些罚没收入构成了财政收入的组成部分，但是只体现了财产权利的过渡而不能体现经济的增长，这种财产权利的过渡是否是国进民退的另类体现呢？同时，这些罚没资源能否被有效、透明地配置和运用，也应该是政府、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需要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