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风云(二)
王先金 编著
第十章 侵华日军进行细菌战和毒气战
日军细菌、化武仍在坑害中国人 (1)
1998年8月18日，一些工人在南京某家属宿舍大院北大门工地施工，无意中挖出了几十具尸骨，经北京、南京的各方面专家通过科学的检验，认定这些遗骸是被人肢解以后散乱地装在蒲包、木盒里掩埋的，距今时间约为60年。同时，医学取样鉴定，确定“样品”含有霍乱弧菌肠毒素基因，而霍乱细菌正是当年1644部队培养的致命细菌之一。另据档案记载，1931年以来，南京地区从未出现过霍乱大流行。因此，可以断定，工人们所发现的遗骸，是侵华日军南京1644部队霍乱菌毒素活人试验的遗骨。
日军成立1644细菌战部队
世界各国早在1925年的《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气及细菌方法协定书》上签字，明令禁止生产和使用细菌武器。而日本当时就拒绝参加，并且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组织力量广泛搜集细菌战的情报和制造细菌实施其细菌武器研制并用于侵略的设想，因为他们认为细菌武器是小国对付大国有效的“武器”。
1927年，日本陆军科学研究所就提出了毒气勤务编制。
1932年，根据天皇的饬令，日本军部组建了最初的细菌武器研究机构“细菌研究班”，对外称“防疫研究室”。
1936年，在日军所占领的哈尔滨、长春成立了臭名昭著的731部队、100部队。此后又在北京成立了“甲字1855部队”，在南京成立了“荣字1644部队”，在广州建立了“波字8604部队”。1942年，新加坡“冈字9420部队”成立了。
1937年，日本在华北和华中两主要作战方向上，分别设立第一、第二野战化学试验部，并在中国沈阳、太原、济南、南京、广州、汉口、宜昌等地建立了野战毒气厂。其化学战部队编制种类较多，主要有毒气联队(最多时有8个联队投入中国战场)、大队、中队和毒气指挥班等。
1939年4月18日，日本细菌战战犯石井四郎亲自建立起番号为南京“荣”字1644的细菌战部队，对外公开名称是“多摩部队”，它是同时期建立的华北、华中和华南三大细菌战部队之一。1644部队还在上海、苏州、常州、杭州、九江、南昌、安庆、汉口等地设立了12个分部，总人数为1500人，直属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九所登户研究所密谋暗杀部队。荣字1644部队成为继满洲731部队、满洲100部队之后石井的细菌战研究的第三个重要场所。而石井本人则在担任731部队长之后，同时担任1644部队的第一任部队长。
1644部队本部，位于南京中山路305号原南京中央陆军医院一幢6层楼的主楼内。
在主楼后面，一幢4层楼的大楼为副楼，原是中央卫生实验院，细菌战研究和活人试验都在这里进行。一楼像是普通实验室，实际是研究霍乱、伤寒和鼠疫等病菌的；二楼是饲养老鼠和繁殖跳蚤的房间；第三层是“犯人”活体试验室；四层即是顶层监禁“犯人”和接受试验的地方，可容纳100多名“犯人”。“犯人”一旦进入这里，就不可能活着出去。
活体实验对象来自俘虏。
1941年，人体实验研究达到了高潮，他们与从日本乘船来到南京的合作者，进行了令人发指的实验，观察“犯人”喝毒蛇液，喝炭疽菌的培养液，作狂犬病的活体感染实验；将蜈蚣、蝎子、蝮蛇等小动物的毒液及毒药注射到活人体内，研究其产生的各种病理变化；而最残忍的是进行化学武器实验，把“犯人”绑在毒气室的椅子上，打开盛着氢氰酸的容器封口，记录观察实验对临死前的种种痛苦状况。以上研究结果不论成功与否，实验对象都被杀死，最终把残骸扔到焚尸炉里，或埋在地下。
实战中，日军使用毒剂的种类以喷嚏性的二苯氰胂(日军称“红1号”)最多，占已知战例的81%；使用致死性毒剂占19%。这并非出于人道考虑，而是因为二苯氰胂可以迅速使无防护的士兵丧失战斗力；另外，此种毒剂在战场上有效时间短，通常在几十分钟内，这便非常适合日军步兵的进攻。
在1941年的宜昌攻防战中，中国第2军第9师一部攻入宜昌城内，离日军13师团司令部不到一公里，这时日军濒于绝境，遂烧掉秘密文件和军旗，高级军官已经准备自杀。为挽救败局，日军决定用毒气弹做最后挣扎，在三天内先后进行了4次大规模化学攻击，并发射二苯氰胂毒剂弹1500发，芥路混合毒剂弹1000发，飞机投掷毒剂弹300发。另外，还大量使用毒剂筒。造成中国军队和居民大量伤亡，其中第9师、第76师共中毒1600人，600人死亡。由于攻击部队伤亡很大，反攻宜昌计划失败。
1942年10月，中国哈尔滨市平房区“731部队”的解剖室。一个感染了鼠疫的中国人，被绑着四肢固定在解剖台上。一个日本军医用锋利的手术刀在他的胸腔和腹腔上划出了一个椭圆形。露出了全部内脏的中国人，声嘶力竭地大叫了一声 “鬼子！”便气绝身亡。
站在解剖台前的筱冢良雄两条腿不停地颤抖，他要把从一个中国人身体里取出来的心脏、肝脏、肾脏等等，一样一样地装到玻璃瓶中去。当他解剖到第三个人的时候，已经感觉不到杀人的痛楚了。
在“731部队”，中国人和苏联人统统被称作“原木”，军医们要利用他们，分析人类感染各种细菌后发病的整个过程，得出数据，以便制造出极具杀伤力的细菌武器。
当1945年8月9日日本无法逃脱战败的命运时，“731部队”为保住细菌和人体实验这些违反国际公约的惊天大秘密而乱作一团。
当时在“731部队”开车的山本裕听说，余下的200多个“原木”被集体关在仓库里用毒气杀害了。第二天，山本便接到命令，让他将一辆卡车开到特设的监狱。途中，他看到监狱的院子里冒起了黑烟。几分钟后，他开着车，满载着已经被烧成灰的“原木”的尸骨，前往松花江“抛尸”。
日本投降后，中国方面清理了“血清疫苗制造所”。当时“制造所”里还有剩下未及处理的培养基，有东洋菜（琼脂）30余吨，鱼肉精膏百余箱。据大略推算，这一批培养基就足以制造灭绝人性的细菌武器3万万毫升。另据日本细菌战犯自己讲，如果开动南京的全部设备，荣字1644部队一个生产周期能生产10公斤细菌。在进行细菌培养的同时，1644部队还进行跳蚤的繁殖。为了繁殖跳蚤，共用了约100只汽油桶。
日寇不仅在动物身上做实验，而且与731部队一样，进行惨人道的人体试验。据美国专家哈里斯估计，因实验而死亡的人数至少是1200人。
日军疯狂发动细菌战
南京细菌战基地的主要职责是生产大量的跳蚤和病原体，并试验这些产品供实战使用，自1940年起该部队大力协助731远征队进行了三次大的细菌战役。
第一次是1940年在浙东的宁波、衢县、金华、义乌和东阳的鼠疫战。当时的宁波是能与国外通航的深水港，日军企图在该地人为暴发鼠疫流行，封锁对外通道。这次作战是日本关东军发布丙659号令进行的，主要攻击目标为宁波和衢县，金华作为候补。后两地是浙江通往江西的要地，以后又增加了玉山、温州、台州等地。
1940年10月4日，日军飞机在衢县空投混杂鼠疫蚤的麦、谷物，其后鼠疫流行。先后出现了大量的老鼠死亡，20天后相继出现人体病例，过三、四天都死去。
11月下旬，鼠疫患者逐渐增加，蔓延到邻近的地区。
1940年10月27日下午2时左右，日军飞机在宁波地区投下了一阵烟幕似的黄雾。一阵沙沙作响过后，地上散布着许多麦子、粟颗和面粉，特别是一片片血红的颜色格外醒目，那是一只只肥大的红色的跳蚤。之后，宁波地区鼠疫流行。据统计，当时就死亡人，不久衢州地区也发生了大规模的鼠疫流行，死亡人数2000余人。
1941年3月上旬，鼠疫再次暴发，还越发越流行，由于日机频繁空袭衢县县城，使城里人疏散到农村，于是鼠疫在农村蔓延开来，死亡人数至少有1200人。衢县鼠疫还蔓延到邻近的义乌县城和该县的崇山村及周围的乡村。
义乌县的鼠疫流行最严重的是江湾乡的崇山村，该村从1942年10月到1943年1月，死亡369人，占当时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时任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检验学指导员的陈文贵，经过仔细的研究分析提出，这很可能是日军使用的带菌跳蚤传播的鼠疫。
陈文贵的话令人震惊，也令当局不安。国民党政府害怕这一事实一旦曝光出去，会产生可怕的后果，于是对此竭力加以封锁。同时还警告陈文贵，这是军事机密，不准泄露。
第二次是1941年在湖南常德地区的鼠疫战。常德是一个粮仓，是华中一带中国军队军粮以及四川大后方用粮的基地。如果用细菌战疫鼠随着运粮，将鼠疫扩散开来，甚至到四川大后方去，这对日军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这一次陈文贵抓住机会，亲率调查队前往常德进行实地调查，搜集证据。
陈文贵结合多年的实际经验，依据鼠疫流行病学的观点，写出了调查报告。他在报告中十分肯定地指出，这是日军投下的带鼠疫性的跳蚤，从而导致了鼠疫流行。
这是铁的事实。然而，当时腐败的国民党政府置人民的生死于不顾，仍然对此置之不理。陈文贵面对昏庸的国民党政府，只能扼腕长叹。
后来又通过调查发现：一户人家几天之内就被日本投放的鼠疫杆菌夺走了11条人命，开始时还买棺木，做道场，可是没多久，连做道场的和尚也被感染送了命。
第三次是1942年在浙赣铁路线的细菌战，这是一场大规模的、使用多种战剂的细菌战。当时美军为了支援中国抗战，派出了B25轰炸机，从太平洋舰船出击，轰炸了日本的东京、名古屋、大阪、神户等十多个城市，取得了胜利。返程时取道我国浙江东部沿海各机场降落。日军为了除掉这一隐患，彻底摧毁我沿浙赣铁路的三个机场（衢县、丽水、玉山），从东西两端夹攻，打退中国驻军并破坏机场和铁路线。撤出阵地时，日军使用多种细菌战剂，从空中和地面撒播，使以上地区鼠疫、霍乱等多种传染病蔓延流行，使当地中国军民死伤惨重。
罪犯古都良雄在苏联军事法庭上供称：在石井率领的华东远征队里，使用伤寒和副伤寒菌污染蓄水池、水井进行细菌攻击；把注射过细菌的特制的3000个烧饼，分发给中国战俘集中营的3000个被囚的人吃，并且拍摄照片，当作日军做慈善事业来炫耀，然后将人全部放走，目的是要引起伤寒和副伤寒的流行，而副伤寒的毒性最大。
罪证虽毁罪行却存史册
1945年，当日本战败消息传来，军官们十分恐慌，乱成一团。日军在中国的最高司令部向各细菌战部队发布同样的命令，所有的细菌战工厂都必须立即销毁。南京中山东路的设施在爆炸声中彻底破坏，包括自1939年至1945年6月间所保存的所有绝密文件档案资料，足足烧了三天三夜，把生化武器的物证资料及用于细菌战的活体试验研究记录，全部焚毁完毕。
一个星期后，传来重庆的国民党政府将要派员来接管的风声，细菌战部队又接到命令：“凡是带菌物，从跳蚤、老鼠直至活人体全都焚毁！”被毒死的一百几十个活人的尸骸堆积如山，烧了好几天以后全部被抛进了长江。未被焚化的部分尸体则埋在了地下。
“荣”字1644部队的主要骨干，在中国军队进入南京之前都设法逃回了日本。第二任、第三任代理部队长增田、太田和其他高级同僚们也躲过了被俘，有的人战后还就任医科大学的校长、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等要职。只有第四任代理部队长佐藤被苏军捕获，受到伯力苏联军事法庭的审判，最后一任代理部队长山崎新被中国军队捉拿，受到审判。而该部队绘图兵石田甚太郎却过着隐居的生活，他在临死前告诉世人：“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不只是大屠杀，731部队所进行的人体实验、活人体解剖、细菌培植的行径，在南京也同样日夜在进行。”他把1644部队的黑幕告诉他的亲属“将历史事实公之于世”。
除了1644部队进行细菌战外，还有日本的731部队也是一支专搞细菌战的部队，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
日军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在中国部分地区使用细菌开口系统地大规模实施细菌战是在20世纪40年代，范围遍及整个中国战区，使用的细菌包括炭疽、霍乱、鼠疫、痢疾、伤寒、副伤寒等几乎当时拥有的各种菌类，而被日军细菌武器杀死的中国人数字至今难以作出准确的统计，按比较保守的估计也有80多万人。1941年日军飞机在常德上空投下大量带有鼠疫杆菌的跳蚤，导致成千上万的平民死于鼠疫，当时国民政府的档案记录表明死亡数百人，但后来经过深入调查，有名有姓、有传染途径的死难者就达7600多人，有一个村子的390多名村民除一人外出做工幸免于难外全部被害。
臭名昭著的日本关东军731、关东军100(兽类)、华东1855、华中1644、华南8604、南方9420等细菌战部队及其分支部队在中国大地上进行惨无人道的细菌人体活体解剖实验和实战攻击，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残酷的战争罪行。战后，美国为获取细菌战研究与实战成果，包庇了石井四郎等大批细菌战罪犯，使日本细菌战罪行得不到追究和清算。
美国与日本细菌战犯做了交易
苏联出兵我国东北，歼灭关东军后，也掌握了日本制造细菌武器的情报，并将日本进行细菌战的计划情报送交美国，一再要求引渡石井四郎等细菌战犯。但美国拒绝引渡，也不同意进行审判。
原来，从1942年以来，美国也在秘密进行细菌战的研究，而且很多项目与日本细菌战实验项目类似。众所周知，用动物进行实验所得到的结果很多并不适用于人，日本在中国人身上的细菌实验的结果对美国来说是不可多得的资料，美国急于将这些资料弄到手。因此，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要求免于追究石井四郎等人的战犯责任。对于麦克阿瑟的要求，美国国务院协调委员会研究同意了麦克阿瑟的意见，对石井等人作出了免于追究的承诺，而美国也如愿以偿地获得了日本细菌战的所有资料。
罪行累累的细菌战犯们得以苟延残喘，有的甚至在美国重操旧业。美国与日本的这一场交易是美国历史上的耻辱。后来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步日本的后尘，使用了细菌武器，残害中朝军队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