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四得了四本书
龚明德
过年，旧书市场关了大门，市场的工作人员和摆摊的人都回家与家人团聚了。整个节日期间，我也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家人的人户走动和送往迎来，——家庭的氛围，其实就是如此通俗，但是实施的时候，对于一个耽于读写的人，还是觉得越少越好。
正月初四午休后跟家人说我要去一个书铺看书，就是在春节前最后一场旧书市场赶场时，跟宁夏街一个有实体店铺的女老板讲定了说当日下午四点她在店铺里等我去看书这事。
出门时看钟点，刚好有可以绕到送仙桥河边的富裕时间，就先往西去。
阳光意外地温暖，我到送仙桥时见摆摊的不多，就推着自行车慢慢看。四五个很长的摊子都没有发现可以买下的书。直到最后的一个半熟的人的摊子上，找到了一本《闻一多集外集》，是一九八九年九月由北京的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是“成都锦江中学图书室”流出来的馆藏书。我问价，摊主说“十五元“，我说“就五元”。我正准备付款，这摊主要我把书给他看看，他一看，就内行地说：“喔呀，只印了三千二百三十册，印量少得很呢！要十元。”我干脆地边说边推着自行车做出走的样子：“就六元，不成就算了。”没有别的顾客，这地摊老板也只好在嘟哝声中完成了这一笔交易。
赶快朝着城北赶往宁夏街去，还有半个钟头的时间就是四点了。
没有料到，我曾经住过七八个年头的宁夏街，竟然被改造得我完全辨认不出来了。原来的窄的街道都成了比四车道还宽的宽街了，房屋也是高楼林立。好在四大监太著名，我一问四大监，连小孩子都飞快地告诉我怎么怎么走。
四点差五分的时候，我到了那家书铺。这女老板很讲信用，顺手找出一摞旧书刊拿给我，还给我泡了一杯花茶。
最后我选了三本书：夏衍的《上海屋檐下》、郑振铎的《文探》和没有封面没有版权页的茅盾的《白杨礼赞》，我请女老板算账。
精明的女老板说：“夏衍的《上海屋檐下》是作者签名本，要两千。郑振铎的《文探》在网上至少卖一千，就算八百。这本没有封面的书，内文是完整的，要两百。”
我说：“你不要一本一本地算，一共最低价多少，太贵了我都不要。”
女老板默算了一下，说：“三千。”
我正要说“这价就是硬硬的嘛，一点儿也没有少”，一个我十分熟悉的三十多岁的白白胖胖的小伙子径直朝这书铺走来，原来他就是这个女老板的丈夫。男老板最早在九眼桥摆摊，我就熟悉了，但是不知道他的姓名。他倒是一见我就喊我“龚老师”，我也就不寒暄了，单刀直入就说这几本书太贵了。听他的内人报完价，他说：“龚老师，这已经是很便宜的朋友价了。你不知道，旧书难找得很啊！”
我把郑振铎的《文探》和没有封面没有版权页的茅盾的《白杨礼赞》拿给男老板请他重新估个合适的价格，把生意做成。
男老板却反问我多少合适，我就说：“两本书，我只出得起三百元。而且，这本没有封面没有版权的书我还不知道有用没有用。”
男老板愣了一下，说：“两本书，龚老师给五百。”
考虑到以后还要交道，我就付了五百，反身往回赶路。
回家的路上，有一片新书摆摊，我挑了一本二〇〇八年四月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百年美文 读书卷》，只花费了十元钱，大十六开本，近三百页，收入五四以后的谈论读书的散文一百多篇，价格只是原定价的三分之一。
晚饭后，灯下整理刚得到的民国旧书。郑振铎的那本没有了扉页，封面有阿拉伯数字“1935.7.25.”，当然是原藏者的购书时间。细看，封面有涂抹痕迹，是原藏者把自己的名字抹去了。我曾说过这是前辈文化人“避暴智慧”的体现，扉页上多半不仅有原藏者的签名，说不定还会有题跋呢。再细赏，这书的背脊都是完整的，版权页也在，是由上海新中国书局印行的“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一月初版”的珍贵版本。我不想去网上查找这本书可以高到何等价位，更不想知道我这次买回这书上当的程度。就凭快七十年的书龄了，还如此完整，就是一件高兴的事。
我弄到的茅盾这本《白杨礼赞》，正文是十八篇散文，前有作者的序言，不是一九四三年二月在桂林由柔草社初版的那本，而是一九四六年五月在上海由新新出版社印行的用同一纸型重印的书。我这个年龄的人，要知足，能得到新新版的《白杨礼赞》已经非常幸运了。
那本花六元钱买到的《闻一多集外集》也是一本好东西，不少被收入的篇章，编者都做了版本汇校并有详细的汇校记录紧跟在原作后面。
把书整理好后，才记起当天就是周三。而周三，是惯常的旧书市场的赶场日。
春节中间，我还是赶了一次场，而且还小有斩获，足可略略愉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