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发展出路是加快县、镇、乡建设步伐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第23条,出现了“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抓住产业转移有利时机,促进特色产业、优势项目向县城和重点镇集聚,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吸纳农村人口加快向小城镇集中”的重要论述。可以看出,县、镇发展正在成为中央政府解决城乡差别问题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

     农民工问题集中表现在城镇化与工业化的背离上 城市强力发展，农村及乎被忽略的严重的问题，从改革之初持续持续到现在，在大、中城市,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为城市“工业化”而出力流汗,却是“编外”产业工人,却不能完全溶入“城市化”,成为市民并获得相应的社会保障。进入21世纪以来,大、中城市由于产业升级原因,逐渐降低了对农民工的需求。日益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也使得国内的需求不振成为危及经济发展的致命问题。因此,县、镇的发展凸显成为国家发展战略层面的问题。一号文件因此强调“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推进城镇化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从而为农民工问题的彻底解决带来了机会。 县镇发展包括县镇经济和“县镇化”两个内容。

        县镇经济解决的是农民工的就业问题 我国“名义”是农民，实际已进城谋生的“农民工”数量约在2亿以上,其中“年龄16—35岁大约在1.5亿。绝大多数这部分人将不可能回乡务农，他们事实上就是城镇的产业后备军。在计算失业率的时候应该将他们统计在内。但是,由于大、中城市的就业释放已经基本稳定,劳动力需求甚至还有下降趋势。因此,解决“名义农民工”的唯一希望就只能寄托于尚未开发的县镇乡经济。我国许多县镇经济萎靡的真正原因并非表面的没有“产业集聚”,而是根本不具备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当地的民营企业都难以实现孵化、增长和集聚,更不用说“产业转移”。其根本原因之一是各级政府长期的基本建设投资向大、中城市倾斜的政策。中央政府向直辖城市倾斜,地方政府向省会城市、中心城市倾斜。由此导致县、镇、乡和人口在万人以上的村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落后,区域发展极不平衡。像城市修的公路可以是双向多车道，而农村"村村通”路面仅三米多一点，稍大一点的车根本无法错车，谈何发展？
        要想真正持久发展，应该做的是将基本建设投资重点向县、镇的交通、通信、自来水、电网、燃气、住房、金融、保险等软、硬设施倾斜。如此改善了县、镇、乡的投资环境,自然不愁县、镇、乡经济发展不起来。一旦数以千计的县、镇、乡实现了经济起飞,就可以释放无穷的就业机会。城市与农村平衡发展，城乡反差缩小了，很多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已经进城多年的“农民工”，早已对农业不熟悉,因为学有一技之长，他们又特别渴望融入城市生活、城市社会,但从制度到心理到具体措施,我们都还没有做好接纳的准备。对土地没有感情、在城市又不被接纳,让这部分人处于“城乡双重边缘化”的尴尬境地。这是我国现代化绕不开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大城市饼”摊的再大，农村的城市化跟不上，就谈不上现代化，也谈不上和谐社会。
    户籍问题,社会保障问题,住房问题，等等。政府要正确“投资”，县、镇、乡的公路、医院、学校、体育馆、福利院、广场等公共设施,需要各级政府向大、中城市“看齐”，精心规划、合理投资、精心建设。千万别再搞“二元投资”、城乡歧视了。
       县、镇、乡的住宅建设，应汲取大城市住房改革的经验与教训,房价不能让地产商控制。如果县、镇房价仍然被地产商控制、操纵,过高的房价势必阻隔县镇乡化城市化的进程。

      
       城镇化离不开农业现代化 只有将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才能加速城市的发展。同时，只有保障农民权益，才能推动城镇化稳步前进。

       法国的城镇化始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30年代初的时候，该国大多数的人口已经居住在城市。1999年时，城市人口更是占到了总人口的75.5%。不过与常人印象中的大兴土木、修桥铺路不同，城镇化在这里被打上了深深的“法国烙印”。 两次世界大战使法国的农业受到了严重打击。二战以后，法国政府将农业装备现代化摆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政府向国外借款，利用价格补贴和国家担保为农户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同时农民购买农业机械还可以享受价格补贴。在逐步实现了农业装备的现代化和规模化之后，一个人耕作百余公顷的例子屡见不鲜，为城市提供了大量劳动力。同时，政府不失时机地做起了“专业化”的文章，通过合理的规划和布局，形成了专门的农作物产区。

       法国农民的产品销售渠道也十分畅通，既可以通过合作社组织，也可以通过网上销售。从政府到各种农业组织都开辟了网站，方便农民的生产和销售，也为农民的信息交流提供了平台。而对于农业生产中不可避免的灾害，法国又建立了异常发达的农业保险业来进行保障。 法国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时刻都将人的生存空间放在重要的位置，这使得它的城市充满了人文气息。19世纪末，人们开始在离城市较近的地方修建工厂，吸引了众多外省和农村人口，形成了一片新的聚集区，即城市的郊区。在城市规模扩大、城市化程度提升的同时，政府根据不同城市的实际情况进行规划性建设，对老城区以及历史建筑给予立法保护。正是这种长远眼光和精心规划，才使这些小城的原貌得以保留，每一座城市都足以构成一幅风景。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法国各地除了风景风俗有所不同，在经济发展上差距并不很大。高速列车和飞机让人们的出行变得非常便利，也使得人们安居故土，不愿迁移。反而是天天面对生存压力、空气污染的大城市居民叫苦连天，有人索性辞去工作，搬到小城安享太平。

    按 照人口与国土比率计算，日本的人口密度约为中国的3倍，且多山地少平原。但在这种基本国情下，日本还能够实现城乡共同发展，确保大米完全自给和蔬菜大部分自给。这与日本较为成功的城镇化密切相关。

    战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日本大量农民脱离土地，有些企业甚至采用“集团就职”的方式，到地方农村中学整班招收毕业生进城务工。日本政府一方面为新进城农民提供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社会保障和市民身份，另一方面严格要求企业对劳动者的雇用保障，采用近乎“终身雇用制”的方式，确保农民在进城后不会因失业而陷入困境。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农民在失地后再失业的后果，避免了城市流民阶层的出现。

    在城市化过程中，日本重视城乡总体布局，力图“贫民区”现象的出现。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日本也有过大城市人口迅速增加的阶段，自1955年至1970年，东京每年的人口净流入量达到30万至40万。但东京没有单纯“摊大饼”式地被动外延，而是以放射状大容量轨道交通为依托，主动沿轨道交通站点（多为过去的小城镇）建设居民区，并为之提供高标准的生活服务、社会文化和治安配套。很多在东京工作的居民，都在距东京市中心数十公里的神奈川县、千叶县和埼玉县等地居住。

    农民收入是消除城乡鸿沟、推进城镇化的基础。为增加农民收入，日本采用各种措施，将农产品的价格维持在高位，往往是我国同类产品的几倍甚至十倍以上，再加上户均耕地相对多于我国，农户在销售农产品时就获得了较多的基本收入。而农村居民的精神生活也相当丰富。地方社区往往会有艺术、读书等各类社团，当地企业也会不时地举办各类群体活动，例如传统节庆时的彩车游行、焰火等。 

德国：资助特色产业 推动城镇发展

     德国城市分布均匀，11个大都市圈遍布全国，中小型城市星罗棋布。据2004年统计，德国有82个10万人口以上的行政区，生活着2530万人，占总人口30%，其余的则多数生活在2000到1万人的小型城镇里。

    德国这种人口分布特点既得益于中小型城市完善的基础设施，又与德国完善的法制体系密切相关。方便的交通网络和发达的汽车业令德国人的活动半径大大增加。另外，德国小城镇的通讯、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条件与大都市相比差异很小，医院、学校、购物机会等一应俱全，而且自然环境优美，甚至具有大城市无法比拟的优越性。而在法律上，德国宪法规定选举、工作、迁徙、就学等公民权利一律平等，城乡之间社会保障体系差异不大。农民要进城，只需到市政局登记并且按章纳税，就可以成为城市居民。

    德国中小型城市全面发展起始于弥合地区发展差距。上世纪90年代初期德国统一后，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不对称使大量人口西迁，不少地区人口结构发生改变，区域政策也急需调整。1989年，欧盟前身欧共体拟定“社区倡议计划”，将乡村自然与人文关怀正式提上议程。其中四大措施包括农业环境、提早离农、耕地造林以及对不利发展和环境受限地区进行补偿，同时还提出了著名的“农村经济发展行动联盟”计划。

    从基础建设、地域管理、旅游业、林场管理到地方特色产品，1991年以来，德国数百个乡镇纷纷借助这一项目的经费，推出五花八门的发展项目。光德国巴伐利亚州就有多达58个乡镇参与了2007年到2013年的第四期计划。该州的城市阿尔盖根据自身的优势，推出了城市形象策划、建立德国第一远足区、秋季牛奶周活动、传统果类创新开发等数十个项目，获得了130万欧元的项目资金。

    在优势项目的选择上，这种发展模式充分发挥了每个乡镇的自主权，有利于因地制宜，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乡镇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本地就业机会，大大减少了城市化的压力。

    此外，德国政府还推出了不少鼓励乡镇发展的计划。例如，2001年启动的“联邦生态农业计划”，专门促进德国生态产品产业链。自1961年开始，每3年举行一届的德国“三好村”评选活动，也在推动人们建设环境优美、基础设施好、人民参与积极的乡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