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西部地区培育新的“增长极”，才能最终达到缩小东西部区域差距的目的。成渝经济区是我国西部的核心地带，成为统筹城乡发展的“探路者”十分必要。成渝经济区只有加强合作，通过建设跨区域的区域创新体系，打破体制、制度障碍，推进区域经济发展，才能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又一“增长极”。建议成立专门的“区域经济协调委员会”，打破行政割据，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建立起统筹、规范和统一的区域协调制度。
十七大报告指出：“要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形成若干带动力强、联系紧密的经济圈和经济带……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这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区域经济发展轨迹的正确表述，同时也是解决我国区域发展仍然不平衡问题、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以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为核心的三大经济圈，它们是拉动其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同时也是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这三大“增长极”都处于东部沿海地区，对广大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辐射和带动作用不强。因此，只有在广大中西部地区培育新的“增长极”，利用其特殊优势快速发展并借助其扩散效应、示范效应引领推动整个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才能最终达到缩小东西部区域差距的目的。同时，这也是应对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区域整合和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战略部署。
成渝经济区作为我国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的重点地区，是我国西部的核心地带，是西部地区人口、产业、信息、科技和文化等集聚中心，是西部最有发展潜力的区域。因此，成渝经济区的规划与建设对优化全国经济的空间布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东西部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培育西部的经济增长极、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07年6月国家发改委发出通知，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重庆和成都设立国家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快中西部发展，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重庆和成都是我国中西部地区特大中心城市，都是典型的“大城市带大农村”，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成渝经济区成为统筹城乡发展的“探路者”十分必要。作为城乡统筹的探路者，它肩负着通过探索新的发展模式，促进整个成渝经济区的崛起，甚至整个中西部加快发展的重任。成渝两地只有加强合作才能完成好党和人民的寄托，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又一“增长极”。那么如何提高成渝两地的区域竞争力，促进成渝经济区区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呢？笔者认为，只有通过建设跨区域的区域创新体系，打破体制、制度障碍，通过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技术创新推进区域经济发展。
区域创新体系是一个大的社会系统。这个社会大系统内包含着以企业为代表的技术创新系统、以高校、科研机构为代表的知识创新系统、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制度创新系统以及以中介组织为代表的服务创新系统。这些子系统通过具有本地区域特色的制度安排，结成一个具有本地特色并且深深地根植于本地的一个社会化网络。因此，区域创新体系其实就是一个社会化的系统网络。在整个网络中的各个主体，通过一些正式的规章制度或者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如准则、习惯等，进行交互式学习，在学习中产生创新。十七大报告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建设创新型国家是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保证，而建设区域创新体系则是促进区域经济又好又快的重要措施。此外，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也指出：“我国将建设各具特色和优势的区域创新体系”。可见国家对建设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视。
成渝经济区是由多城市组成的一个复合型经济区域。然而，当重庆成为直辖市后，四川和重庆在行政区划上就相互独立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两个行政区都在为分治后的发展进行谋划，且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建立独立经济体系的做法，甚至还产生了谁是西南老大之争。长期以来的行政化边界管理，导致各区域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体制、制度障碍，这些壁垒严重阻碍了持续创新的发生。制度创新是整个区域创新体系的骨骼，没有一个有助于社会活力释放和良性互动的体制和机制架构，创新不会发生，或即使发生了也难以持久。因此，打破当前存在的体制、制度约束是目前成渝经济区建设区域创新体系的头等大事。笔者认为，应成立专门的“区域经济协调委员会”，打破行政割据现象，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建立起统筹、规范和统一的区域协调制度。如在推进科技创新制度建设方面，应充分借鉴沿海发达地区经验，建立“成渝经济区区域创新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制度，加快推进科技资源的共享和相互开放；成立“科技中介联盟”，携手共建一个由技术交易、创业孵化、科技咨询、风险投资、科技会展、科技人才交流等机构组成的区域科技中介服务组织网络；搭建区域性科技设备共享平台，充分利用各地区的科学仪器资源，避免重复建设；联合开展成渝经济区重大科技项目攻关并联合设立成渝经济区科技合作专项资金，对成渝双方联合开展科学研究给予资金保障等等。
批准设立重庆市和成都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专家们普遍认为，与以前设立的各类经济特区和改革试验区不同，此次成渝试验区将更加注重民生，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在我国市场经济已基本确立，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这将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场更深刻改革。从“给资金”到“给胆识”近30 年来，我国各类试验区和特区一直推动着我国社会经济建设不断向前发展。然而，新设立的成渝试验区，无论是从背景目标到改革重点，还是从发展模式到评价标准等，都与原来的各类特区和试验区有着不同之处。与原来的经济建设为主相比，成渝试验区的目标已发展到坚持以人为本、追求社会公平的新高度。成渝试验区未来建设成功与否，其衡量尺度也将与现在的试验区相差较大，GDP 增长速度、外商投资数量等，可能将退居于城乡收入差距比、就业率、社会满意度等指标之后。在成都召开的中国经济50 人论坛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杨伟民指出，设立统筹城乡试验区本来就不是为了增加GDP 和财政收入，更不是为了多盖一些高楼，或者隔靴搔痒式地搞一些水、电、路、气建设，而是要让城乡在统筹之下实现共同发展，实现城乡差距明显缩小。成渝两地部分干部和一些专家分析认为。虽然成渝试验区也将享有国家给予的土地、税收、金融等方面的政策资源扶持，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是“给钱、给政策”。国家可能给予成渝试验区更多的主动权，但目的在于鼓励它们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上勇于探索，大胆创新，这不是“给资金”，而是“给胆识”。据了解，目前，国家发改委对成渝两地提出了八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包括统筹城乡的规划编制、城乡均等的公共服务保障体制、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城乡统一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户籍管理制度等，也充分体现了对制度创新的强烈需要。让农民和市民一样杨伟民接受采访时明确指出，统筹城乡的最终目标，是要做到这样三个方面：一是使农村居民、进城务工人员及其家属，能与城市居民一样享有平等参与经济、文化、政治、社会建设的权利。二是享有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三是同质化的生活条件，主要是使用方便、价格合理的基础设施等。一句话，就是要让农民和市民一样。虽然重庆和成都设计的试验区改革方案还有待上报国务院批准后才能实施，但是其目标仍然令人鼓舞：到2012 年，重庆市城镇化率达到57%；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覆盖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农村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分别达到100%、80%、40%，基本公共服务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城乡居民收入比从目前的4：1 降到3：1，生态环境保护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成都市从2003 年起就开始实施以“三个集中”为核心的统筹城乡发展策略，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上取得突破。2006 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750 亿元，比2002 年增长65.8%，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从2002 年的2.66：1，缩小到2006 年的2.61：1。全市农村中小学基本完成标准化建设，实现了社会保障、就业休系的全覆盖。这一系列的改革涉及很多，但是最令当地农民高兴的就是他们可以真正地和市民一样了。今年2 月，作为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先行示范区，九龙坡区规定在子女人学、就业扶持、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各个方面农民享受与当地市民一样的待遇。在成都，全市范围内的农民只要在城镇有一年以上的租房，就可以办理城镇户口，而农民的医疗保险还能与城镇职工医疗保障“接口”，近10 年内的失地农民全部由政府财政出钱统一办理养老保险。表明了一种决心有关专家认为，在激烈的争夺中，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最终花落成渝，表明了中央政府的一种态度和决心。成渝担纲统筹城乡全国试验。既具备改革的基础条件，也具有全局和典型意义。其一，选择西部试验符合国家发展战略和改革方向。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中提出建立成渝经济区，消除东西部差距、城乡差距也需要在中西部地区探索有效途径，重庆和成都无疑是在这些国家战略和改革方向下比较适合进行试点的区域。全国人大代表、西南财经大学教授纪尽善说，选择重庆和成都进行综合改革试验，是中央推动西部大开发的又一有力举措，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遏制东中西部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其二，在成渝试验具有全局意义和典型意义。重庆和成都是中西部地区特大中心城市，都是典型的“大城市带大农村”，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重庆市3100 多万人口中，农村居民占80%以上，城乡居民收入比为4：1。成都市1100多万人口中，有农村人口600 多万，城乡差距也比较大。其三，重庆和成都自身具备的良好基础条件，在统筹城乡方面已积累了一定经验。重庆与成都两地的人均GDP、人均可支配财力、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社会发展总水平、居民购买力等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均处于中西部前列，这些都为下一步在更高层面和更大区域范围开展统筹城乡综合改革试验创造了基础条件。此前，重庆与成都两地在统筹城乡发展方面所做的探索和积累的经验，也是花落成渝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