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才能兵强，这是一个世人皆知的道理。但是，到底怎么才算富有，什么才是真正的“财富”，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在两千多年前的秦国，其眼中的“财富”，并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金钱，而是粮食。而唯有农耕，才能生产出粮食。这也正是商鞅如此极端地强调农业的初衷。
民以食为天，粮食是实实在在的财富，因为它是延续生命所必需的物质。毛主席不就说过吗？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先生更是风趣地说：“我不知道什么是真理，但我知道人不吃饭会饿死。”当吃饱穿暖的时候，我们也许体会不到粮食的重要。正如我们身体没有出现病症的时候，我们体会不到身体的健康对我们如此重要一样。可是，一旦没有了食物，不管你有多么高贵，最终也逃不出“吹灯拔蜡”的命运。国家也是如此，一旦出现所谓的“粮荒”，人心马上就会发生动摇，进而影响国家政权。因此，在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体系中，农业永远都是占第一位的。今天如此，古代更是如此。而所不同的是，今天的生产力提高了，科技发达了，粮食增产了，所以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有所下降，最起码不用“全民皆农”了。但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古代，要想获得充足的粮食，唯一的办法就是大量地投入人力，让占整个国家90%的人都去种地，才能勉强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何况，战国时代，连年征战，人吃马喂，粮食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
不仅如此，粮食还是“生产”、激发劳动力的唯一物质。只有粮食丰收了，才能养活更多的人。而人多了，才会有可遣之兵，可驱之民，做到“兵出、粮给而财有余”。如果农业不兴，国力就会不足，而没有国力，“自恃”都成问题，更别说与各路诸侯争天下了。因此，在商鞅这里，务农这件事情已经不再是吃饱穿暖这么简单了，它完全就是一场战争——农战。所以说，“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国家的实力即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尽来自于农战。
粮食一旦成为了国家兴衰的关键，就已经不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商品了。因为它是一种特殊的物质财富，有着其他物质无法比拟的使用价值。它的奇特之处在于：它能够现实直接地“生产”出劳动力。用现在的话来说，它作为一种物质资本，能够转换成人力资本。而人的劳动力，作为一种介于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力量，使用价值是漫无边际的，它可以用来上战场砍敌人的脑袋，也可以用来在农田里继续种粮食。甚至为了达到目地而扭曲变形。所以说，人力资本的价值是递增的。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劳动力是特殊的商品，一旦用以交换，就成了资本家发财致富的取款机。而黄金就不一样了，它仅仅是物质资本，很难转换成人力资本，所以难以增值。所以说，对一个国家而言，积聚实物而不是金钱，才是最大的财富积累；通过粮食等实物来投资人口才是最大的投资。
现在国内很多所谓的经济学家，其学术境界甚至还达不到2000多年前商鞅的高度。他们整天嚷嚷着出口实物换取外汇储备。岂不知，外汇储备不断增加的同时，我们的粮食等实物也在不断地输出。结果，国计民生也就越来越艰难。如果遭遇经济危机、金融风暴这类的事件，我们遭受到的重创可想而知。原因很简单：如果你用十块钱去交换一碗米饭，那么，你获得的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金钱，而失去了却是实实在在的米饭。等到第二天，货币贬值了，你再想用十元钱去换回一碗米饭，已经不可能了。这就好比说，你用白花花的米饭换来的不过是一张纸。即使别人用黄金去交换你手里的米饭，也照样存在着风险。因为到了关键时刻，黄金是不能充饥的。
站在了国富民强的高度，商鞅是坚决反对把粮食当作商品去交换金钱的。正如他所说的：“有了金子，粮食就没有了；粮食有了，金钱就不愁得不到。粮食价格低贱，钱就值钱，农民穷而商人富，如果这样兵力就弱，国家的实力一定会被削弱直到灭亡。一两黄金输入到国境内，十二石的粮食就会运到国境外；十二石粮食输入到国境内，黄金一两运到国境外。国家喜欢在境内积聚黄金，那么黄金和粮食都会丧失，粮仓和金库都会空虚，国家会弱小；国家喜欢在境内囤积粮食，那么粮食和黄金都能产生，粮仓、金库都会充实，国家就强大。”
商鞅不仅注重农业，主张多积粮，而且还主张节约。粮食仅用于延续劳动力就足够了，但绝不能浪费，我们下面会讲到，秦国的粮食都是统一定量分配的，吃饱有力气就行了，绝不是吃自助餐，让人撑得翻白眼。商鞅之所以把全国人口分列出壮男、壮女、老弱、官士、言谈、利民等不同的类别，可能就是因这几种人的口粮供给标准是不同的。不仅如此，即使是同一类别中的人，从事的劳动工种不同，口粮的供应也是不同的。比如，在修筑城墙的工事中，那些搬砖和泥的下工，劳动强度比较大，每天的口粮就多，约为0.8斗。早饭半斗，晚饭0.3斗。而从事署守和其它杂务的人员，因为劳动强度小，则是每天0.6斗，早饭0.3斗，晚饭0.3斗。如果一个工人病倒了，他的口粮标准则要经过评议供给，由“令”一级官吏主持批准。总之，商鞅在口粮分配上彻底贯彻了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分配原则。这里面没有猫腻，更没有特权，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
秦国的粮食绝不能用于奢靡的生活。朱熹就曾经说过：“温饱，天理也，美味，人欲也。” 人必须吃饱，否则就会饿死。所以，对人来说，吃饱饭是不折不扣的 “天理”。但是，如果吃馒头能吃饱，你非要去吃大鱼大肉，就是“人欲”了。当然，朱熹上一个哲学家，关心的是如何遏制人的贪欲。而商鞅是一个政治家，关心的是如何富国强兵。但是，二人在思考问题的方式上还是有共通之处的。在商鞅看来，必须要人吃饱。否则，饥肠辘辘，是没有力气干活的。但是，对于劳动力的延续和保持而言，仅仅吃饱就可以了，绝不能追求美味。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适度消费，严禁铺张浪费。比如，酒肉在当时就是奢侈品，需要耗费大量粮食。酿酒需要粮食作原材料，而猪牛羊也要吃粮食才能长的膘满肉肥。如果大量生产酒肉的话，势必就会影响很多人的口粮，导致人口无法增殖，劳动力无法维持。于是，商鞅就大大提高酒肉的价格，使之上涨十几倍。这样，农民就买不起酒肉，自然就不会过度地饮酒作乐。官吏们也不会沉醉于吃喝玩乐之中。而对那些倒卖酒肉的商人，则是重重地收税，让他们无利可图。双管齐下，酒肉这样的奢侈品自然就没有人愿意消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