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理学，人们经常会拿“存天理、灭人欲”来批评它。确实，自从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之后，“义利之辩”就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长期的话题。宋朝的知识分子也对“义利之辨”开展了广泛的讨论。如今，人们似乎有一个定论，“义利之辨”的结论要求“趋义避利”，彷佛就是反对发财。南宋的理学家，也被后人称为道学家，似乎个个都是不食人间烟火，只是拿着道德尺子到处测量别人的老古板。以至于近代中国经济落后于西方，理学也成为罪魁祸首，“存天理，灭人欲”更像是一条确凿的铁证。事实上，理学并不与发财作对。关于理学的深入评价，一篇小文章说不清，只说一件小事。
    朱熹被称为是南宋理学的集大成者，后人称赞他的不少，今人批评他的也不少。不管称赞他还是批评他，都把他当成一个学问家、思想家，却很少有人提及，朱熹曾经做过书商，而且还津津有味。书商这一职业的诞生与印刷术有关，我国的雕版印刷在宋朝已经相当发达，活字印刷也已出现。北宋时，京城开封已经成为重要的图书市场。据史书记载，当时开封的大相国寺就有大量图书交易，著名女诗人李清照和他的丈夫赵明诚（金石学家）经常到相国寺淘旧书、买新书。图书市场能够形成，当然就有书商的功劳。
    宋朝的出版大致有三类，一是政府，所谓“官刻”。古代印书与现代不同，现代的印刷机器成本较高，机器一开动，不到一定的印数就会亏本，所以，现代印刷很难满足几本书的小需求。宋代所谓“官刻”就是由官方出资完成雕版的刻制，“官刻”完成后，印出的刻本存入官方图书馆或官方学校，这是非赢利性的。刻制成本虽然较高，但是，为了传承文化，这种成本是应该付出的。然而，完成的雕版放在那里不用，使用效率也不高，因此，如果私人有需要，也可以出钱自印。史书记载，“例许士人纳纸墨钱自印”，也就是说，雕版是官方的，私人出纸墨钱，也许再加一点人工费，就可以印几本买回家。当然，“官刻”在内容上大都是一些官方认可的经典图书，在“官刻”之外，就会有人从事“官刻”不太涉及的内容，例如“家刻”。
    所谓“家刻”就是自己家里花钱刻制雕版，并且印书。“家刻”的内容很多，既有“官刻”没有包括的典籍，也有个人的著作。南宋很多大文人都从事“家刻”，例如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周必大等。“家刻”在那时也是身份和学术的象征，并不以赢利为目的。换句话说，雕版的成本较高，印出几本、几套书，不以贩卖为目的，更主要是保存文化。当然，如果有人需要，适当收一些纸墨钱也是有的。用今天的话说，除非发行量达到一定程度，“家刻”往往也是赔钱的。据统计，南宋私家刻书的至少有100多名知识分子，之所以有这么多人从事这一行，说明“家刻”是一种荣耀。做一个不太妥当的类比，“家刻”有点像现在的自费出书。但那时没有像今天的出版执照、书号之类的限制。
    宋朝真正的书商叫做“坊刻”。南宋建立后，北方大片领土沦为金人之手，图书出版集中于江南。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是当时的一个图书出版中心。福建的建阳也是最著名的“坊刻”中心。建阳的坊刻图书号称“建本”，史书记载，五六百米长的一条街，家家都卖书，“天下客商贩者如织”。“坊刻”与“官刻”、“家刻”不同，简单说，“官刻”更注重学术价值以求传世，“家刻”更注重本人爱好以求品味，而“坊刻”就完全针对市场需求。因此，“坊刻”就需要发行量，通俗读物、流行文化成为坊刻的重点。顺便说一下，当时的欧洲，只有少数人在修道院里，孜孜不倦地设计漂亮字体，往羊皮纸上抄书，以求个人功德。而宋朝，雕版也可以买卖、租用，成为全世界最早的“版权”交易。著名理学家朱熹有一段时间没有工作，便在建阳那条著名的“图书一条街”上，自己开了一个门面，加入到面向市场的“坊刻”行列。
    从朱熹的行为看“义利之辨”，我们会有点新的体会。朱熹并不认为刻书、卖书获得利润有什么不妥，而是很坦然地把它当成正常的经济来源，它是文人获得独立的“自助”。朱熹在当时名气就很大，要买他书的人不少，从朱熹留下的信件中可以看到，他对于想买他书的人都很认真，专门写信给别人，询问对方对于纸张、开本、装帧等方面的要求。用今天的话说，朱熹的经营属于个性化经营，而不是大众化的批量经营。可能也正是这个原因，加上朱熹的书店主要经营他自己的作品，再加上他经常赠送，不要钱，最后，朱熹开的书店倒闭了。他算是一个失败的书商。但是，在这个失败的书商身上，我们也能看到一些其他问题。
    举例来说，南宋的书院很发达，所谓书院就是今天的大学，如果说“坊刻”图书更多针对文化水平一般的普通读者，那么，书院所集中的，都属于今天意义上的大学生。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很有名，当时，岳麓书院邀请朱熹去讲学，一时间，众多学子云集岳麓书院，好几千人，据说门前的一个水塘水都干了，因为人们骑马而来，马把水塘里的水喝干了，可见学生之多。我在想，如果当时的朱熹像现在某些大学老师一样，向学生摊派自己的书，仅此一项，朱熹就能大发其财，书店大概也不会倒闭了。于是，我们看到“义利之辨”的一点本质，赚钱并非不好，但是，赚钱还是要“取之有道”、堂堂正正，不义之财如浮云。朱熹作为一个书商并不成功，但是，他没有辱没斯文，没有不择手段地赚钱。如果我们把程老夫子说的“存天理，灭人欲”也当成朱熹的主张，那么，“天理”和“人欲”的关系，在朱熹做书商这件事上，是一个值得回味的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