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迅速地融入经济全球化。在这个无可避免的全球化的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以其经济、军事和科技上的优势，力图把他们的文化观念，价值标准、生活方式强加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和价值观念面临着来自西方优势文化的冲击和挤压，面临着丧失自我、沦为发达国家附庸的危险，最终也将葬送自身的经济现代化。我们认为，黄老智慧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仍然有其现代价值。

　　事实上，在现代商业社会的价值追求过程中，道义与功利或者说德性与财富，孰轻孰重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对它的不同回答，反映了思想家们不同的价值取向。一般来说，儒家“以义制利”“重利轻义”，墨家“以义举利”，黄老道家对这些观点进行了批判与改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义利观。比如：在《文子》一书中首先肯定“正者，义也”。“义者，所以和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人道之际也。”道出“义”之伦理内涵。另外，“义”又通“宜”有“适宜”、“适当”之意。如《上仁》篇言：德过其位者尊，禄过其德者凶，德贵无高，义取无多，不以德贵者，窃位也，不以义取者，盗财也。这里，“义”便是利益分配的正当原则。人伦关系过渡为利益关系。黄老道家反对儒家的“以义制利”，主张“以义取利”。因为，如果一切利害、利益问题，都必须置于“义”下，有悖于“天道自然”。“义者民之所畏也”，“无义则下暴”，“不正不匡，不能久长”。而以义取利，各得其所，则可使下平正，民畏而不暴，天下方可久长。进而提出“圣人安贫乐道，不以欲伤生，不以利累己，故不违义而妄取”。《精诚》篇又言:“圣人在上则民乐其治，在下则民慕其意，志不忘乎欲利人也”。圣人以心不忘利人为本，这是《文子》对自己内心的要求，不是利己成己，而是利人成人；求己以精，求人以诚，心不忘利人，借助于顺他人之欲来成己之德，如《下德》篇所云:“治物者不以物以和，治和者不以和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以君以欲，治欲者不以欲以性，治性者不以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顺人欲而成人之性，同时也成己之德。不惟求诸己而通内外，重在求诸人而通人己，使人人得性命之情而成清静平和之政。不忘利人，则能以己之心度人之心，而能顺他人之心，使其欲得足而乐，顺性而为，合于天道，非己之恩惠也。故一旦有难，人人会拼死报效，顺其性自然而为，而不是为了求名声。如此方为圣人。“小人”却相反，“小人从事日苟得，君子曰苟义。为善者，非求名者也，而名从之，不与利期，而利归之，所求者同，所极者异”近义，抑或惟利成为君子与小人的疆界，而且，小人行事以求利，利未必至，君子经世以正义，利却归之，即使趋义，比之养生，君子之于圣人又有层次差别，诚如《九守》篇言：夫为义者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可正以义，不可悬以利;君子死义，不可以富贵留也。尊势厚利，人之所贪，比之身则戏，故圣人食足以充虚接气，衣足以盖形御寒，适情辞余，不贪得，不多积。也就是说君子可以蹈义而死，而不以富贵留身；圣人养生“安贫乐道”，“义取无多”，追求分配“适宜”与社会“公正”。可见，君子莫大的人生关怀与其说是“以义取利”，不如说是利中求义，或者说是以利合义，实现“义利合一”。《文子》肯定人性中趋利避害的自然属性，进而阐发了“适利自至”观点。《上德》篇：欲致鱼者先通谷，欲来鸟者先树木，水积而鱼聚，木茂而鸟集；为鱼得者，非竿而入渊也，为猿得者，非负而上木也，纵之所利而已。《文子》这里告知人们：物有所依，全其自然，纵其所利，不招自来，同时，又告诫人们:“夫待利而登溺者，必将以利溺之矣，舟能浮能沉，愚者不知足焉。”启迪人们要以理性把持“利”，否则，人因利而生，亦因利而亡，由此得一结论:人生贵于知止，重在理性。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义然后取”。孟子反对后义而先利，主张先义而后利。义利关系引申来说也是义务和权利的关系问题。义务高于权利，整体高于个体，这是儒家对于义利关系的看法。后来，董仲舒继承了先秦时期孔子、孟子的义利观，提出“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的主张，强调义重于利。儒家重“义”，这使儒学最终成就为一种“成德之教”。它并不弃绝“利”，更不会漠视“天下之公利”，这至少在孔孟等先秦大儒这里是如此。不过，儒家学“义利观”，尽管他们的个人动机是善的，他们在某些方面的论述是正确的，是应该继承、发扬的，但由于他们的意识中缺乏天道的指引，正如两千年独尊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了的，他们的学说在总体上是站不住脚的，或者说是跛脚的，其客观社会效果是不好的。儒家的“以义制利”的道德万能论看似与西方的经济决定论针锋相对，但实际上都无视或故意抹杀社会的政治经济秩序与道德精神文化之间的互相影响、互相适应、互相转化的动态平衡关系。他们各执一端，但根子都是背离天道，结果都是破坏社会的平衡和谐。而当时西汉政权的发展路线，不仅体现在看重个体生命，也体现在看重社会整体的生计发展。回顾中国历史，每当道家思想被认可的时期（例如汉唐黄老道学兴盛的时期），经济的发展相对来说是非常理想化，社会民众是丰衣足食的。一部《货殖列传》，就是中国古代社会第一个经济发展高潮的史诗，一部全国吏民士庶向往幸福生活的创业史。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下的平民创业运动，将奏响中国新经济发展进行曲，拉开又一幕创新型国家的伟大时代的话剧。当然，现在还无法充分的实证来说明黄老道学是不是被忽略的重要部分，但有一点可以说明中国人的价值观并非只能是儒家为主干的。坚持实践“利”与“义”相统一的价值观；勇于竞争和善于竞争；实行以人为本的管理；具有开拓创新的意识和能力。这些是现代道商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素质。抽象谈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道德教条，实际打击的是有利国计民生的中小商业，最终也损害了广大农民的利益，而且无助于人们建立正确的义利观念。

　　因此，我们认为：黄老道家的“以义取利”的价值取向相对于儒家“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更适合成为一种东方民族对抗西方文化霸权，维护民族独立的精神。在经济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人的经济行为必然会受到历史传统的影响，这就是所谓“路径依赖”。“道商”现象的出现，就是典型的“路径依赖”的表现。“道商精神”就是体现在东方式经营管理中的东方价值观和思想方式，它用以弥补“西商精神”中的工具理性和分析性思维的不足。黄老道家之“义利观”则是“以义取利”和“以利济世”。以“义”作为出发点，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能为利而不择手段。因此，我们说，黄老道家“义利观”应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补充。市场经济体制是由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但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也有失灵的时候，它不能解决市场中的垄断、收入不公、并带有一定盲目性、滞后性等。由于我们的市场经济还处在起步阶段，再加上长期的“斗争哲学”对传统道德的破坏，使得市场经济秩序极度为混乱，从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成灾，到上市公司的集体造假，再到厦门远华走私、沈阳慕马的腐败大案、毒奶粉事件等，无不在昭示着重振商道的必要。可以说，市场经济的正确义利观念是市场经济列车的铁轨，脱离了正确义利观之轨，市场之车就会寸步难行。因此，我们提倡黄老道家义利观可谓切中时弊，恰逢其时。（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