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也接近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出口增长速度也是世界第一。但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两头在外”型结构最怕出现的局面——西方消费急剧下降。这种情况不是简单增加出口退税就能解决的。甚至如果引起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对抗，最后合算不合算都不知道。最重要的是，中国面临的问题比1929年的美国差不多少。按照联合国数据，中国2004年60%低收入群体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已经只有26.4%。这个数据比1998年的31.2%年均下降2.8%，按这个速度，2008年应该是23.6%，与美国1929年基本一致。因此，如果产业振兴政策不去解决这个问题，最后效果怎么样很难讲。

　　产业振兴政策要围绕什么展开？要围绕两点，一个是中国经济发展到目前阶段最可能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产业，一个是在发展这些产业中能够解决低收入群体问题。中国目前最有可能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产业是哪个呢？贫道看，是第三产业而不是制造业以及围绕制造业的基础建设。首先说说为什么不是制造业和基础建设。中国制造业现在发展得还不够吗？恐怕所有研究时政的人都不会这样看。中国一大堆工业品产量是世界第一，而且即使用人均数看，也不低。中国粗钢产量就是美国人均数180%。这还没算生产能力。中国制造业开工率即使在2007年也平均不到90%。现在估计80%也不到。家用电器目前的剩余生产能力不会低于50%（本来就多出25%左右，现在产量又下降25%左右）。包括汽车也是一样。因此，把产业振兴计划放在制造业上，恐怕没什么意义。技术升级的思路也是围绕“西方经济走出困境后继续两头在外”的思路，这种做法与使中国摆脱困境没有关系。现在汽车要搞什么混合动力或者氢能源汽车。别的不说，这些汽车发达国家搞了好长时间了，到现在也无非投入市场，因为价格太高。中国不是汽车技术不行问题，是究竟家庭买得起还是买不起问题。就算还有点潜力，但与“振兴”无关，总不能靠生产再贵点的产品来刺激市场吧。中国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世界工业化史从来没有达到过的比例，45%左右，难道还有发展潜力吗？基础产业？那就是能源和交通了。中国铁路运输确实有问题，尤其是客运。但中国的客运紧张与中国选择的发展模式有关。中国一亿多农民工出省打工，而且不能在本地定居，这是中国春运压力的关键。如果不选择这种发展模式，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中国公路运输能力差？根据王小强统计，中国的高速路里程/汽车是世界第一，比美国还高几倍。现在很多非干线高速上就没几辆车跑。中国能源紧张也是外向型经济决定的。西方把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给了你，自然你的能耗高。因此，只要中国改换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交通能源不能算短板。

　　目前产业振兴计划基本是围绕“为西方走出经济危机后继续走两头在外发展模式打好基础”来设计的。如果能够确认西方经济能在今年年底左右走出困境，这样的思路未必不是一种考虑。不过也有“赌一把”的嫌疑。况且现在根本看不出来西方经济会在年底走出困境。悲观点的认为，这次危机要四五年，最乐观的，也认为要到2010年。其实我们连赌一把的机会也没有。那么怎么考虑为好呢？

　　通常来讲，世界各国产业发展都会走一个相似的过程，也就是先发国家走过的产业结构变化过程，也是后起国家的产业结构变化过程。这也意味着，不同阶段带动经济增长的产业是不同的。如果研究一下发达国家产业变动的过程和趋势，就可以大致判断中国产业发展到现在这样阶段什么产业会是带动增长的产业。中国在上世纪末就显示出一个特点，就是制造业比重远超过相同人均GDP国家的比重，同样突出的是第三产业比重过低。

　　也就是说，在人均GDP相同阶段期间，中国第二产业比其他工业化国家高出80%，而第三产业低了34%。第一产业低了24%。中国第一产业低是必然的，因为中国农业资源就不支持中国有一个很大的第一产业。但中国第三产业确实比重太低了。可是，中国在此后第二产业持续高速增长，而且成为带动中国新世纪经济增长的主力产业，这就掩盖了第三产业成为带动产业的潜在力量。

　　为什么制造业会继续增长呢？因为西方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产业空洞化的趋势，世界贸易额徒增，给中国选择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以出口来带动经济增长，成为世界加工厂的机会。同时，房地产业在这个时期高速发展。中国土地价格从90年代中期的几十万元一亩到2007年数百万元一亩，基本翻了10倍左右。这些凭空出来的“资产”都在GDP中的“资本形成”中得以体现。成为第二产业另一个支柱。

　　不评价这种发展模式究竟合适不合适，但起码知道现在这种模式是难以为继的模式。大规模出口已经不可能，房地产已经走入低谷。因此，1998年的“机遇”现在根本不存在。不仅不存在，甚至比普通年份的麻烦还大。这样看，如果中国没遇见西方经济在90年代开始加速进入虚拟经济环境，中国早在上世纪末就面临寻找新经济增长点的问题。而这个经济增长点，就是第三产业。

　　在2001年就分析过第三产业为什么没有能成为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原因。当时归结为户籍制度没改革，限制农民进城。现在看来还是有些不完整。首先我们必须明白第三产业发展的条件是什么。第三产业发展的条件是城市化率。在不同产业主导阶段中，人类居住方式对经济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农业为主社会中，农民肯定要和耕地“住”在一起，分散的生产和生活是经济的。到了工业主导阶段，过于分散的居住肯定不利于工业的发展。因为工业不仅有最小经济规模问题，还有产业配套问题。居住相对集中会使工业经济的整体效率提高。因此，人们开始集中住在城市以满足工业需要的规模经济。但是，毕竟工业产品还是能够通过运输实现其价值。而到了后工业化阶段，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体时，人类是否选择集中居住成为新经济能否产生和发展的关键。

　　服务业是个几乎要求“运输”零距离的行业，无论是教育还是商业（指现代商业），无论是金融还是一般的饮食和其他服务，都有明确的服务社区范围，都不能像工业品那样可以靠运输实现。因此，第三产业要求高度发展的城市化，越高的城市化水平产生越高的第三产业需求（要求更多样化、更舒适的服务）。正是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过慢，使我国第三产业无论从增长率、就业比例还是在GDP的比重都严重滞后。到2008年，我国人均GDP达到3170美元。在2000年，3200左右人均GDP国家属于中等收入国家，这些国家第三产业比重一般为62%。但中国是38%。也就是中国三产业比重比国际平均水平低38.7%。这个数字比1999年的33.7%差距还大。任何需要达到某个比例时的产业短项都构成发展机会。也就是说，假如中国由于西方经济危机，需求急速减低，迫使中国走上正常国家以内需为主发展道路的时候，中国反而有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机会，就是大规模发展第三产业的机会。

　　很多人会觉得，中国似乎第三产业并不缺，到处是饭馆，到处是银行，到处是商场和小贩，似乎生意也都很难做。但这是假象，是中国没有真正实现城市化的假象。因为第三产业的发展规模与城市化率成正比。高度城市化和第三产业高速发展是互为因果，几乎是个函数关系，城市越大，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和比重越高。目前中国城市化率2007年为45%，达到5.9亿人。虽然比1999年的35%提高很多，但新增城市人口主要是依赖强制性农转非（占用郊区农民耕地形成）增加的。这些新增人口多数处于半就业状态。也就是他们“有户口没稳定工作”，甚至很多人还在从事农业。

　　2007年我国实际在城市活动的人口是多少呢？根据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最近一篇文章说，2007年是9.5亿。这个数字与感觉有些差距，不过说有9亿人恐怕不会偏离太大，也就是多出3.1亿。多出这3.1亿是什么人呢？是进城务工的2.24亿农民工（农业部和劳动人事部统计）和他们的家属。但这些人是“有工作没户口”。这也意味着，中国实际在城市生活和活动的人口大约有69%左右。接近了世界同类国家水平。确实，到农村看看都剩下些老天老太太和小孩子，还真是这样子。根本不用考虑“农民进城了怎么生活”，而是“在制造业到目前水平情况下，只要农民进城，扩大了城市人数，第三产业就会扩大，增加大量就业机会”。谁能相信在90年代末还有那么多下岗工人情况下，这些年城市竟然提供了数以亿计的新增就业岗位呢？

　　中国为什么城市活动人口实际不少，但第三产业发展慢呢？原因很简单，一是农民工收入太少，二是强制征地没有力安置失地农民，三是城市发展思路有问题。当然，也与农村失去正常农村社区生活有关。我国制造业农民工收入大约在1万元以下，服务业大约在8000元以下，而且没有任何福利收入。这个收入虽然比农村高，但根本不足以在城市安家生活。如果一个制造业和一个服务业的农民工两口年收入15000元，有一个孩子一个老人，人均年收入就是3750元。这个收入在中国大中城市是不足以成家的。这与年鉴上城镇10%的最低收入户（实际基本是强制农转非群体）的3400元很接近。但是城镇户口这些人即使住得再差，也有房子住，干巴巴3700元年收入是不能生活的。

　　这些数据说明一个机会，也就是假如能使进城农民工安家，收入大致达到城镇10%低收入群体年4765元，或者稍高一些达到5000元，就一定能够成为城市一般低收入群体。也就是两口充分就业时达到2万元年收入。加上这些家庭还有点农村补贴，实际可能接近城镇中低收入群体水平。如果现在在城市生活工作的农民工能够在城市定居，而且半就业的新城市居民收入达到中低收入水平会带来什么样发展机会呢？假如中国有2亿农民工实现了城市定居，加上孩子老人总计达到3.5亿，形成1亿户新居民，会带来这样的消费需求。首先，会使城市化率真正达到65%以上，因此会使第三产业发展空间扩大到占GDP的60%左右。2007年我国二产业GDP大约（调整后）125000亿元，占GDP的49.2%。三产业86328亿元，占GDP38%左右。如果制造业和农业产值不变，三产业达到60%比重，那么当年GDP就不是249000亿而是406880亿人民币。也就是有15.7万亿的增长空间。这样的增长空间不仅足以安置这些进城农民，而且会形成强大的经济增长动力。即使第三产业达不到60%而是50%，也有7.6万亿的增长空间。再说对制造业的影响。不同生活方式消费工业品的能力是不同的。农民即使达到甚至超过城镇人收入，对工业品消费都要低得多。2000年上海郊区农民人均纯收入5596.37元，接近同期城镇中等收入人群（5930.82元）。但是他们只相当于相同收入水平的城镇居民衣着支出的39.9%；家用产品和服务支出的59.8%；医疗保健支出的69.3%；其他杂品及服务支出的51.2%。支出水平与相当于他们收入水平65%的城镇低收入人群。如果新增1亿户城镇居民，即使他们消费水平相当于城镇中低收入群体（倒数第二个20%），那么大致会有这样结果（按2006年标准）--假如这一亿户农民成为城市居民并达到中低收入水平，那么将有4690万台抽油烟机，2130辆自行车，4870台电冰箱，2920部彩电，3320台空调，2020部照相机，5170个手机的新增需求。大致相当于2006年油烟机产量的419%，自行车产量的27%，冰箱产量的138%，彩电产量的58%，电脑产量的20%，空调产量的48%，照相机产量的23%，手机产量的11%。这样就可能让已经具备生产能力的企业恢复生产能力。这还没计算其他用品。还有就是对建筑业的影响。如果让这1亿户新居民安家，户均60平米房子，大约要建60亿平米居民住房以及数亿平米的配套建筑。如果由政府按20万一亩征用土地并零利润建设，就能按900元一平米销售给新居民。这是5.4万亿销售。5.4万的房子如果是15年按揭，首付20%，月供250元左右，新居民户均月收入达到1500元时完全支付得起。因此，围绕如何让农民工在城市定居来选择产业振兴计划才能找到突破点，是“救市”最有效的措施，还是中国实现“稳定增长”的唯一增长点。

　　说起来很让人兴奋，做起来就麻烦了，因为这与目前的政策思路是相悖的。首先，现在掌握权利的主流们众口一词地喊叫最低工资制度不该有，长期劳动合同不该定。要求工人降低或者维持低工资“扩大就业”共度时艰。完全走的是与罗斯福新政相反的思路。如果在这个时期要让约2亿农民工的工资逐步提高三分之一（第一年8%，第二年9%，第三年10%），政府再对加薪企业减低一定税负，完全是可以实现的。但这不符合主流们的意思，恐怕中央政府不会通过这样的政策。其次，现在的城市发展目标很难支持这种选择。中国从90年代末开始，城市建设都是尽量“现代”。大广场、大绿地、宽街道。城市建设比大多数西方国家标准还高。还有评“全国卫生城市”的马鞭子在诱惑和督促，小房子破房子要拆，标准低的房子要拆了重建。因此，以让新居民安居的扩大城市化规模的思路就显得很土，很不带劲儿，还没油水。没有一个市长愿意干这样的事情。当然，现在取消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虽然摆到议事日程上了，但全面推开也要费时日，地方阻力会很大。所以，这种看法也就是自娱自乐一下。觉得，现在通过制造业产业振兴经济基本不可能的。这种想法甚至比胡佛投资胡佛大坝还不着边际。真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想的，西方经济已经这个样子了，美国这样发行国债，如果再往前走走可能国债体系都会崩溃，美元是什么结局都不一定。也就是说，也许西方虚拟经济，也就是赌博经济在这一阶段已经走完了，下面会转入另一种发展模式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让贫道想起电视机走西口里满囤的媳妇在满囤与掌柜女儿结婚了，还一双一双地为满囤做鞋子。最后做了一大堆，有用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