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拉扎斯菲尔德看来，媒介除了具有正面的作用外，其负面作用也是明显的。媒介为正义服务，具有良好的社会效应。反之，如果为非正义者所掌握，其负面效应更加明显，如在希特勒、墨索里尼掌握下的媒介，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而且对人类文明具有强大的破坏作用。媒介的负作用有以下几方面：
    （1）持续不懈地宣传，使人丧失了辨别力，从而不加思索地顺从现状。其实，这次金融危机就是一个最鲜明的例子。在美国共和党政府看来，政府不能干预经济，必须给企业、金融部门以绝对的自由，只有绝对自由的市场经济才是最有优越性的经济模式。几乎所有的媒体都以此为标准，并根据这个标准对他国的经济模式、发展状况品头论足。结果，过度自由的、缺乏监管的金融体系出了问题，给全球带来了灾难。尽管这次金融危机并不是媒体造成的，但在这个问题上，如果媒体能否发表更多与美国不同的经济观点、看法，或许就不会出现一边倒的舆论氛围，百姓也会从不同角度看待经济问题，全球经济也许不会出现如此重大的问题。但现在国际媒体对中国经济模式大家赞扬是否一定好呢？恐怕未必，因为不同国家的资源状况可能完全不同，文化背景也完全不同，因此有着不同的经济模式，所以对宏观经济的控制方法也应是多样的，也不应用一个国家的模式去评判其他国家的模式。
    在中国汽车界，这种一面倒式的宣传也有，而且给一些企业造成了一定的优势，这些企业因此而受益。例如，在中国，很多消费者都认为日系车最省油，而且还能举出实例来，比如大众推出了2.0TSI发动机，日系企业的宣传者说，你看2.0TSI还是比日系2.0VVTI发动机费油，所以日系车比德系车省油。而实际上，对油耗的对比不应简单地按照排量比较，尤其是涡轮增压技术的发动机与自然吸气式发动机不能按同排量比较，而应当在相同功率、扭矩的情况下比较百公里油耗——单位动力所消耗的燃油，因为我们用车用的是发动机的动力，而不是发动机的排量，排量只是内发动机在单位时间内排出废气的总量，与功率、扭矩没有绝对的对应关系，同排量发动机动力的强弱与其采用的技术有关。如果以动力为标准来比，那么2.0TSI的功率相当于日系车2.8升发动机的动力，2.0TSI的最佳经济油耗为5.7升/百公里，日系2.4~2.5升车的最佳经济油耗为6.5~6.6升/百公里，即在相同功率下，大众的2.0TSI发动机比日系车省油，如果看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产品燃油消耗值，人们会发现日系车并不省油。这是由于个别编辑、记者不懂业务，用错误的标准进行比较、并持续地宣传搅乱了人们的认识，在社会上形成了错误的概念——只要是日系车就省油。正是这种舆论上的优势，让日系车在中国多卖了很多。
    从媒体的产权归属看，一些媒体属于某个或某类财团，因此媒体会受到财团、以及这个财团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巨大影响，这种对媒体的影响最终影响到社会舆论的变化，影响到政治、经济，以及政策的走向。对于那些不掌握媒介的、没有大众传播话语权的广大民众来说，这是巨大的不公平。但是，互联网的出现使这一状况得到了一定的改观，因为网站背后的资本构成非常复杂，而且什么人都能在网上发表自己的言论和看法。
    在汽车媒介中现在也存在着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广告左右媒体的话语权。有些企业在和媒体签署广告发布合同时甚至要加上一句：“不得发表厂家的负面消息”，或者诸如此类的条款。这种问题表现在，当某品牌产品出现严重的质量问题时，签署了相关协议的媒体视而不见，装聋作哑，有的甚至帮助企业说话、打圆场，失去了其作为社会公益的守望者的身份和作用。
    好在今天出现了互联网，人们可以通过博客、BBS、圈子进行交流，发表自己对社会问题的看法，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媒体的一些不足，甚至是对媒体一些不恰当行为的警示和纠正，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利益集团以片面的信息持续向公众灌输的负面效应。
    （2）拉杂斯菲尔德认为，媒介是使大众审美鉴赏力退化、文化水平下降的重要原因。
    这是个现实存在的问题，也的确是个值得思考和不容忽视的问题。例如，电视台要生存，必须吸引读者，吸引广告商，于是肥皂剧大行其道。相反，如果电视台每天用大量的时段播放的都是京剧、贝多芬的交响乐等，能够欣赏这些高雅艺术的人会很少，而大众所能接受的文艺形式会吸引很多人，因为公众喜欢的文艺形式能上节目的时间很短，这将直接导致其收视率的下降，广告商可能选择其他的媒体投放广告。互联网也是一样，如果一家网站发布的全部是非常正统的财经新闻、政治新闻，那么这个网站的读者量一定少，点击率低，自然无法引起广告商的兴趣，因此必须加入一些能够吸引大众的新闻，如娱乐新闻、游戏，有的甚至加入一些介于黄色与非黄色之间美女图等等，以吸引更多的读者前来，而这些文化层次相对较低的内容占据了读者大量的时间，使他们失去了阅读较高文化层次内容的时间和兴趣。
    对于厂家来说，这并不会影响自己的品牌宣传，而选择适当的宣传形式反而更有利于塑造品牌。例如在汽车的品牌宣传中，一些高档品牌恰恰反其道而行，举办高雅艺术音乐会、赞助一些有钱人喜欢的网球、高尔夫赛事等。以此来表示品牌的超凡脱俗，属于上流社会，不与低俗文化同流合污，借文艺形式在受众中自然形成的分层，实现本品牌与其他品牌的区别。喜欢这样做的品牌有奥迪、奔驰、宝马等，大多属于豪华品牌。但是，如果新进入市场的品牌、低端品牌强硬地套用豪华品牌的做法，效果可能适得其反。例如：韩国的起亚赞助网球赛，人们会因此而认为起亚是高端品牌的产品吗？是的，品牌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不仅与企业在行业中的地位是息息相关，而且与该品牌的历史背景相关。拉高品牌是所有企业的经营者都想做到的，但要与市场环境相协调，否则就不会产生拉高的作用。
    （3）媒体常以低廉的代价剥夺了人们的自由时间。拉扎斯菲尔德认为，在工业化社会中，人们经过不懈地努力才争取到了更多的自由时间，这些时间本应用于欣赏高雅艺术，或者去学校给自己充充“电”，但人们被媒体低俗的节目所吸引，这时间被媒体以最低廉的价格剥夺了。
    很多理论至今仍在争议之中，我们抛开这些争议来看这个问题。所谓“剥夺了人们的自由时间”，实际上反映了人的一种本性——趋易避难。当然，看电视、看杂志、玩网游比上学来得容易，因为人们总愿意接受自己希望接受的信息，因此接受的信息大多能让自己高兴起来，至少是满足自己的需求。而上学则需要背这个记那个，有时非常枯燥。听严肃的交响乐音乐也是一样，那需要全神贯注地欣赏每个音节中的演奏细节，从而体会其中的美，而这比听电台、看电视里的流行音乐难太多了。
    如今，电子媒体的出现将在一定程度上修正这种问题，因为读者可以在互联网上、电子阅读器上不受时间限制地浏览自己喜欢的内容。由于媒体形式的改变，使公众获得了更大的媒体选择权、内容选择权，媒体的多样性、信息的易读取性更加符合人类的需求、更加符合社会不同文化层次读者的需求，使信息的供求关系更加合理，传统媒体也因此失去了对读者时间剥夺的能力。
    这给厂家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启示，那就是给读者的东西没有必要过于专业，否则你的受众总量会下降的。例如，你把一台发动机的节能原理说得非常透彻，甚至喷油嘴与气缸的夹角都讲出来，估计听众已经没有几个了。丰田的宣传几乎不对技术进行详细地讲解，丰田卡罗拉的宣传就非常到位，在广告片中，伴随着周华健的一曲《人人都有期待》，一对靓丽的新婚男女走下了卡罗拉，周围是洋房、绿地、鲜花……其诉求是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而就技术而言，卡罗拉是以高尔夫4代为对标车型开发的，很多技术指标远不如高尔夫4代，但高尔夫4代每月只销售几百两，卡罗拉的销量却是高尔夫4代的几十倍。丰田在营销话术中，讲究的是“五米印象”，完全用表象的东西、在短时间内打动消费者。而高尔夫内在的品质远好于卡罗拉，但没有类似的营销话术，反而败给了技术的追随者。
    从这个案例看出，以一种能够适应多数人知识、认识水平的内容，以读者广泛接受的传播形式传播，读者将会分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接受这些内容。
    （4）媒介具有精神麻醉的功效。拉扎斯菲尔德认为媒体的麻醉作用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沉浸在虚幻的满足之中；二是由此剥夺了人们的行动能力。清华大学李彬教授举例说：“有一年，在央视举行的体育知识竞赛中，获得前十名的选手中，竟无一人是亲身投身体育运动的，全是君子动口不动手，纸上谈兵而已。这些人都是被媒体深深麻醉的人¬——他们一方面认为自己对体育非常热心，十分了解，因而感到志得意满；另一方面，虚幻的满足使他们完全丧失了参与体育运动的热心与能力。”
    这又是一个有争议，而又必须面对的现实，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大学生，他们对个别品牌汽车的数据了如指掌、如数家珍，但他们有的甚至连这款车都没有亲眼见过，更不用说开过了，他们所说的那些驾驶快感和对品牌的崇拜，完全来自媒体。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经常能够因此而成为这个领域的意见领袖，这恰恰是媒体和厂家关注的问题。
    媒体需要培养这样的意见领袖，因为他们是最忠实的读者，也是对媒体好感的传播者。企业也需要培养这样的意见领袖，因为他们对周边的影响力要大于厂家直接的传播。当然，如果这些意见领袖拥有他所钟爱的车，或者驾驶过所钟爱的车，其对周边人群的影响或许更强、更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