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开始，“办学自主权”这个词已经反复见诸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提案。最近温家宝总理在与科学文化界人士的会谈时郑重表示：“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这个问题少不了成为2010年的“两会”热点。
实际上，1998年制订的《高等教育法》已经明确，高等院校可拥有七个方面的办学自主权：制定招生方案、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制订教学计划、开展科学研究等方面。法律在赋予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同时，也赋予了教育管理部门管理、审核高校的权力，于是法定的事情要通过博弈游戏来实现，而获得胜利的始终是手握权力的一方。只要主管部门觉得困难，属下各级管理部门、执行部门、各级学校、各个校长一定主动让步：“我们不是来添堵的，是来分忧的。”于是教育终成铁板一块，三十年岿然不动。所以到了今天，最高权力机关的代表们还在三番五次地申请呼吁，国务院总理亲口强调办学自主的合理合法。知易行难，一向是中国问题难解的一个症结。教育问题，差在执行者的明知故问，虽有法而不能行。例如2006年，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规定“逐步使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到目前仍未实现。反而一些政策一出台即令人莫名其妙，比如要求全国中小学生向祖国拜年。
中国仅百年的现代教育史上曾出现过多种办学模式。军阀办学、官僚办学和教育家办学都有过。蔡元培在北大倡导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创造出空前自由的学术环境，不仅带来了北大的繁荣，也引导了中国走向现代教育的管理思维、理念。蔡元培是教育家，他领导下的北大可称为教育家办学。于是北大有了蔡元培，而中国有了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