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结构”与经济繁荣究竟是什么关系？

人类社会的权力结构只有集权与民主两种制度。新加坡的“一党为大”的结构，仍属于民主制度，是多党竟选状态下的特殊情况。新加坡模式说明了集权与民主在某些时候是可以水乳交融的。关键是民主制度的坚持。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与新加坡有些类似，但核心的价值观念存在着分歧。共产与私产水火不容，于是对中国的模式才众说纷纭。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吉迪恩•拉赫曼 2010-02-25说：“根据该理论，中国不是变成一个民主国家，就是在经济上一败涂地。但如今，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它几乎没有表现出转变为民主国家的迹象。现在我们很容易想象，当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过美国时，它仍将是一个专制国家。根据目前的趋势，那一刻将在本世纪20年代到来。”（《政治民主与经济繁荣究竟是什么关系？》）

下一代人面临的重大世界问题可能是，中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复制20世纪上半叶那些专制政权的成功。

吉迪恩•拉赫曼看到了强权能办大事的一面。这一面中国有着二千年的专制政权周而复始成功的案例。他对“民主的胜利可能比沉浸在冷战结束喜悦中的许多人所设想的更加偶然“深表担忧。他的担忧给中国一些人注射了一剂沾沾自喜的兴奋剂。

中国人心知肚明“好皇帝和坏皇帝”的游戏。元朝清帝两次灭汉的历史的耻辱，终于在20世纪上半叶被弹丸小国日本奸淫掳掠下，汉人提头争民主。

中国这些政权变更的把戏，属于军事斗争的范畴，从某种意义上讲，与人民百姓无关！欧美的历次的战争多属于原始时代的地缘争夺，并无亡国灭种的计划。中国的地缘战争早在秦朝之前就玩腻了。中国太大民族太多，打到东南亚和海外扩张，中央集权心余力绌，只好采取和番抚夷政策。根本没有小日本的狼子野心。

中国二千年文明炼就了一整套适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专政的铁基钢架。连一海之隔的台湾也奈何不得，这可能是中国集权的极限。一国两制显出了专制主义的衰弱没落。

阿泽尔•盖特(Azar Gat) 是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Tel Aviv University)的教授。他认为，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的，并不是由自由民主制度的出色效率，而是由参战国的相对规模。简言之，日本和德国太小了。相比之下，战争胜利的原因在于美国的国土面积，而非它的民主政体。日本人和德国人证明，专制国家可以把经济效率、公众支持和军事实力结合起来，使国家的运转变得十分高效。

这是军事科学的特征，而非经济，尤其是人民生存竟争的科学规律。盖特写《文明世界的战争》一书，在谈专制的军事强国力量，而拉赫曼以中国为例扯上了经济荣景。并不能足以说明“中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复制20世纪上半叶那些专制政权的成功。”相反，中国若复制专制政权的成功，将会重蹈日本德国的复辄。以中国地域之大农民人数之多和原子弹的数量，很可能是世界的未日。

中国人民和人类的智慧是不充许这种事件重演的！

人类自始至终都在探索生存的竟争规律。偏重于创造和偏重于分配都是为了“更好的生存。”西方的偏重创造的“滴漏原理”认为有了，才宜分配，偏重分配分的理论认为“均分”才宜生产。

事实证明，创造需要竟争，竞争需要自由，民主制度是富民的制度。均分必须强权，强权必须强军，专制是强国的制度。这就是“权力结构”与经济繁荣的关系。

强国富民是美国的民主法制建全成熟的结果，中国实际上走的就是这条双赢的求实之路。

在世界上还存在着“文明冲突诱发战争”危险的现实状况下，中国建立以防御为主的军事力量自卫是必要的。正如以“和平主义”建国的印度也不断发展本国军事力量一样，军事工业的央企管理，其效力会大大提高。

在民生这一块领域中，本来就是政府的职责，专制的表现是法治的深入，不可以有令不行，损公肥私。宏观调控民生与收益的平衡也必须用得着“言必行，行必果”的专制。然而，“坏皇帝”的罢免就需要民主制度的监督，而不能军权作主。

同时，在个人权力和经济领域中若不适当地应用了专治，就会份害人的求生动力。这是二战之后社会主义阵营制造的惨痛教训。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其实也不是否定民主。（民主人权竟然成了爱国者捣蛋们的眼中钉，足以证明它们的兽性难移。）但在实行中走上了“好皇帝坏皇帝”的旧路。正如哈佛教授黄仁宇指出，民主制度不是一项“皇帝”的恩赐，而是一整套的社会结构建设。其中最核心的就是人权在政治选举中的地位。

只要人不死，生存竟争就不会停止。“权力结构”随着世界新秩序的进步而必然走向民主，因为世上只有人才会学习使用工具进步！

中国的进化一定按照从兽走向人的必然之路。我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