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风云(二)
王先金 编著
第十一章 “飞虎英雄”陈纳德
抗日英雄杨靖宇 (2)
“常胜之军”
中国抗日战争初期，美国的大资本家向日本侵略者大量提供贷款，并把飞机、坦克、汽油以及轻重武器卖给日本，日军就用这些武器野蛮地屠杀中国人民。但是部分代表某些财团利益的议员，则主张派有限的美国空军战斗机中队，支援中国对日作战。
1940年6月，德国法西斯进攻法国，不久，日本侵略军在海防、河内一带登陆，控制了整个越南，使国民党政府从海外取得援助的唯一通道滇缅公路，屡遭日机狂轰滥炸，于是，美国决定派遣现役空军战斗机三个中队共120架飞机，连同飞行员和地勤人员，分驻缅甸及我国云南各机场，保卫滇缅公路运输。当时美国不敢以美国空军的名义参加对日作战，而是采用“志愿队”的形式出现，即由国民党政府出面，聘请美籍空军组成志愿队，由美国退役中校陈纳德领队。美志愿队的中文名为“航空委员会美籍志愿空军总队”，又被人称为“飞虎队”。志愿队在缅甸仰光及滇缅公路沿线与日机对抗作战，在局部地区扭转了被动的局面。
蒋介石对陈纳德十分信任和器重，对此陈纳德常怀感激之情。蒋介石经常通过宋美龄把夸奖陈纳德的一大堆好话向美国政府转达，并表示对美国政府的感谢，陈纳德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由一个空军中校直线上升为空军中将。
1941年8月1日，蒋介石发布命令，正式成立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任命陈纳德为该大队指挥员。由于陈纳德不会中文，因而招聘翻译成了一件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重要事情。
1940年刚满15岁的黎成德以高分考入了西南联大外语系。因为他的英语口语说得好，经过考核，他便成了陈纳德将军身边几名贴身翻译之一。
黎成德进入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的那天晚上，志愿队在给他及其他几名刚刚招聘进军营的翻译换装时，陈纳德特地手捧一套军装向他走过来，对他说：“小伙子，你穿上这套军装后，就是‘AVG’的一员了，你年纪最轻，英语最好，前途无量，我为拥有你这样的部下而骄傲。”陈纳德指着服装上的三个英文字母对黎成德说。
“‘AVG’，这个缩写太有意思了！也太吉利了！”黎成德说。
“哦？是啊？这三个字母跟吉利也能联系得上？”陈纳德问。
“当然，我知道‘AVG’是‘American Volunteer Group’（美国志愿队）的缩写，但它为什么不可以理解为‘Always Victory Group’（常胜之军）的缩写呢？”
听了黎成德的解释之后，陈纳德先是吃了一惊，在那里愣了好一会，接着则哈俣大笑，并鼓起掌来。
有意思的是，后来有一次陈纳德到重庆上嘉陵宾馆参加宴会，宴毕出来，突然发现自己的座车上面的“American Volunteer Group”字样被涂改成了“AlwaysVictory Gruop”，看到这一行字，陈纳德猛然想起了黎成德曾经对“AVG”的解释，顿时让陈纳德乐不可支。就在此时，一位眼明手快的美国记者举起相机，把倚在吉普车旁笑容可掬的陈纳德拍了下来，并发稿回国，陈纳德的名气也就从此响彻世界。
“飞虎队”雄鹰战日机
抗日战争期间，重庆国民政府为了加强西南地区空中防务，从美国购得100架P40B战斗机，同时以高薪从美国招募110名飞行员和150名机械人员，于1941年8月组成了由陈纳德将军率领的“美国志愿队”(American Volunteer Group)，别名“飞虎队”。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次日，美国对日宣战，决定将 美国空军志愿队改组为美国陆军航空队第23大队，任命陈纳德为大队长，并陆续增派飞机和人员前来中国。这样，陈纳德的志愿队就由原来的三个中队增长为七个。后来又扩编为美国15个航空队之一的第14航空队，美机总数达一千多架。由于日机多次受挫，陈纳德便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陈纳德当时认为打败日军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为了减少美国飞行员的伤亡，报请美国政府帮助中国训练空勤人员，迅速提高国民党政府空军的战斗力。后来便在美国几个航校代培中国空军人员，中国学生结业回国后，全部编在“中美混合空军大队”，大队长由陈纳德兼任。中美国空军在抗日战争中，立下了巨大功劳。
这支航空队，一共分4个中队，每队有25架飞机，主要任务是担任中国空军后方主要基地昆明的防空作战和支援中国陆军地面作战等。当时每位飞行员月薪为600美元。如打下一架日本飞机，发给奖金500美元。
1941年12月22日，10架日本轰炸机在没有战斗机掩护下空袭昆明，被24架“飞虎”以10比零的战绩，击落日机10架，给敌机以致命打击。从1941年11月到1942年6月，飞虎队共击落日机297架，自身损失51架。1942年6月飞虎队纳入美国在华14航空队，但其威名在。
“飞虎队”命名的由来，许多人都不知道。
1939年，国画家张善子携带他本人和其弟张大千以及他俩合作的书画作品共180余件，前往欧美进行旨在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的募捐展出。在美期间，张善子结识了许多美国朋友，陈纳德上校便是其中之一。张善子曾画过一幅《飞虎图》赠给陈纳德。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正式宣布对日作战。陈纳德遂以“民间”的名义（实际上是得到美国政府的默许与支持）组织空军队并亲自率队来华援战。而“飞虎队”的命名，就是从张善子送给他的那幅《飞虎图》而来的。
1941年12月7日这一天，陈纳德率领第一飞行中队和第二飞行中队飞到昆明。20日，10架日本飞机向云南方向飞来，得到敌占区发来的这一重要情报之后，黎成德迅速将情报的中文内容翻译成英文交给翻译科科长舒伯炎，舒伯炎又在快速地进行对照后，即刻汇报给了陈纳德。因为翻译及时赢得了时间，陈纳德运筹帷幄沉着应战，当来犯的日机飞至昆明上空时，已升空的志愿队给了它迎头痛击，结果打得日机措手不及，10架日机被击落6架，击伤3架，志愿队无一架飞机损失。
志愿队初战告捷，昆明人民奔走相告，当天晚上昆明各界为美军志愿队举行了隆重的庆功会，新闻媒体更是对志愿队的勇猛倍加赞扬，称美国志愿队的飞机为天上“飞虎”。从此，美国志愿队“飞虎队”就为人们熟悉和称赞了。
在庆功会上，美国志愿队的官兵们被昆明民众视为英雄，作为翻译的黎成德等人也同样受到尊重。
在以后的两个月内,这支航空队依靠5到20架战斗机在缅甸南部和泰国与总数超过1000架的日机周旋，共作战21次，先后击毁敌机217架，而航空队本身仅损失4名飞行员和14架飞机。1942年2月25日，航空队以15架飞机同166架敌机交战；26日又以8架飞机对付200架敌机，两天共击落敌机43架，而自己却毫无损伤，所以被人们赞誉为“飞虎队”。
1942年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成立，担任中印缅战区作战任务，陈纳德晋升为少将衔司令。第23大队长由郝威上校继任，仍属第14航空队建制。“飞虎队”改编为第14航空队，最初仅有100架飞机和250名队员，后来发展为拥有一千架飞机和两万名队员。
至抗日战争结束，第十四航空队以500多架飞机的代价，共摧毁日机2600架，击沉和击伤了总重量达220万吨以上的日军商船和海军船只，击毙日军官兵66700名。
开辟“驼峰航线”
1942年5月，日军侵占缅甸和云南怒江以西大片地区，我国当时唯一的对外交通运输线滇缅公路被切断。在此紧要关头，应中国政府的要求，美国当局从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考虑决定，“不计任何困难，必须开通到中国的路线。”在中美等国的积极努力筹划下，开辟了一条从印度阿萨姆邦经喜马拉雅山区飞往中国云南、四川的空中运输线。具体执行此航线运输任务的，是第14航空队。这条航线长约：南线800公里、北线1200公里。要经过喜马拉雅山、高黎贡山和横断山脉，沿途高峰起伏，其状如驼峰，因此这条航线又被称为“驼峰航线”。
驼峰航线西起印度的汀江，东到中国的昆明、叙府(宜宾)、沪州、重庆等地。该条航线大部分是在平均海拔5000-6000米以上的喜马拉雅山南麓及横断山脉上空穿越。
因航线中的最高山峰海拔为7600米，而当时运输机的飞行高度只有5000米，载重时仅可飞到3500米，不得不在驼峰似的高山峡谷中穿行，故称为“驼峰”飞行。恶劣的气候，强气流、低气压以及经常发生的暴风雪、冰雹和霜冻，加上日军战斗机的围追堵截，飞机在飞行中随时都有坠毁的撞山的危险，飞机失事率高得吓人，因此又称为“死亡航线”。 在驼峰航线上飞行的飞机
这条航线当时担负着从印度到昆明的空运对日作战物资和人员来往的任务。在这条航线上，山高一般在海拔3500至6000米，而且地形复杂，气候多变，还时常遭到日军飞机的拦截。承担驼峰空运的是美国运输大队（即陈纳德的“飞虎队”）和中国航空公司。
“驼峰”飞行的主力是先期的美国航空兵第10航空队及美军后来部署在印度的印中联队和中国航空公司，所用主力机型是DC-3、C-46、C-47、C-54，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向抗战中的中国运送战略物资。此外，还有一些任务需要他们飞越“驼峰”，如赴美受训的中国空军的往返，接收美国援助飞机的进出，中国远征军第二次赴印受训，美军第20航空队移师成都，国民政府要员出访、国际友人来华访问等，无不经过驼峰航线。
从汀江起飞后，飞机马上就得爬高到4500多米。对于全载重、只靠两个发动机提供动力的C-47来说，实在太难了。可不爬高又不行，航线右侧就是接近4000米的布帕布姆山，稍微疏忽就是大麻烦。好歹进入缅甸后，迎面而来的就是恩梅开江西侧两座将近4000米的高山。再飞大约一个小时，就到了中国境内的横断大山脉上空。下面是高黎贡山、怒江、雪贡山、碧罗雪山、福贡山......在澜沧江和金沙江之间，由南向北，也是高峰耸立，海拔大都在4000-6000米之间。当时只有两个螺旋桨的C-47全载后，只能飞4000-5000米左右，最多也不过6000米，那已经接近它的极限。所以飞机几乎全是在山壑里钻出钻进......
还有个问题，飞机怎么飞都是在对流层中。风、霜、雨、雪全都发生在这里。飞高了，飞机结冰，一旦结冰，飞机气动外形就随之变了，像个石头一样往下掉；飞低，又会撞山......
到了雨季，在驼峰飞行，就像进了水帘洞。瓢泼大雨中，飞行员必须全程做仪表飞行，否则根本就保持不了航向。只要稍微偏一点，就会撞到两侧悬崖峭壁上。
雨季过去了，冬季又来了。天气倒是晴朗，可是飞机在4000-5000米的高度，遇到的全是强烈的偏西风。风时速超过170公里，这样大的风速在地面就是强台风。第10航空队两个美国孩子，从昆明返汀江是顶风飞，竟然飞了7个多小时。飞一米退半米，飞机几乎不动，整整一天都耗在空中，是一寸一寸爬过来的。
美国飞行员文亚德于1944年7月来到“驼峰航线”执行任务，他当时是个21岁的小伙子，他在第一次飞行中就领教了这条航线的艰险：当时正值雨季，他在起飞后不久就遇上了暴风雨，一路上的电闪雷鸣和强气流陪伴他度过这难亡的第一次飞行。不过具有良好心理素质和过硬飞行本领的他并没有惊慌，安全地抵达了目的地昆明。
对“驼峰航线”飞行员来说，最危险的因素莫过于恶劣的天气和机械故障，这是造成事故最重要的两个原因。有一次飞行时，文亚德遭遇强烈的暴风雨，飞机被吹得在天空中直打转。在这种恶劣的天气条件下，飞机的导航信号常常中断，飞机也就迷失了方向，他当时连续三个小时无法与指挥部取得联系。情况万分危急，后来多亏暴风雨及时过去，飞机才转危为安。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不少飞机最终然料耗尽或撞上山峰。
为了打败共同的敌人，中美两国飞行人员，冒着生命危险，不顾身体疲劳，日以继夜地穿梭飞行，为中国战区输入了大量抗战物资，保持了中国与盟军的联系，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据有关资料记载，从1942年5月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止，中美两国飞行人员在约800多公里的航线上，先后动用了数千架飞机，日以继夜地不断飞行，共飞越驼峰航线八万架次，从印度运到中国的物资达80多万吨，从中国运到印度的物资2.2万吨，运送人员10多万余人次。成为当时我国获取国际援助的惟一通道，为打败日本侵略者提供了卓有成效的物资供应。
日军监于地面封锁无效，即从“驼峰航线”这个空中走廊日夜拦截骚扰。当时陈纳德将军将战斗机分别部署于呈贡、云南驿、沾益等基地，白天夜间都派遣战斗机护航，以确保驼峰线畅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激烈残酷的1943年，美、英两国兵员损失很大，尤其是最宝贵的空军飞行员。于是中美双方经过协商，中国出人，美国出飞机，于1943年11月组成“中美空军混合大队”，陈纳德将军任大队长。具体办法是：飞行员由中美双方各出一半，中国飞行员的一切后勤装备供应亦由美方负责。由于双方团结合作，配合默契，在对日作战中取得了良好成绩。
由于当时飞机的飞行高度有限，只能在群山间的峡谷里蜿蜒上下穿行。途中，浓雾弥漫，忽阴忽晴，气流忽强忽弱，飞行员在飞机性能和通讯导航等设备都较差的情况下，几乎每飞一趟都要与变幻莫测的恶劣天气搏斗。美空运指挥官汤姆斯．哈丁上任后的第一道立即执行的命令便是：“飞越驼峰，没有天气限制。”
与此同时，这些没有专门火力装备的运输机还要冒着遭受从缅甸起飞的日本零式战斗机随时拦击的危险。日本侵华头目东条英机当时曾明确向日军指示：“缅甸防空部队的最大任务就是截断中印航线。”为了避开敌机的骚扰攻击，不得不进行经常性的夜航，在任务紧急繁忙时，有些飞机每夜往返飞行达三次之多。
当年每位来华参战的美国飞行员，尤其是“飞虎队”的飞行员，都会在军装上缝一块绸布，绸布上写着：“来华救助洋人，军民一体救护”，以使他们在因迷路、事故或被日军击落飞机而迫降跳伞时，能及时得到中国军民的救护。
“驼峰航线”的飞行员也都会在军装上缝一块类似的绸布，不过由于“驼峰航线”要飞越中国、印度和缅甸三国，而所飞过的地区，不少还是原始村落，更有不少少数民族，所以他们军装所缝的绸布上总共写有十几种官方、当地和少数民族的文字，内容都是告诉当地人他们是来帮助抗日的美国人，希望能得到当地人的救助。
在驼峰空运期间，中美航空公司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据统计，中美两国共损失各种飞机514架，其中中国航空公司损失46架。有1500多名中美飞行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飞机残骸散布在航线各地，以身殉职的中美飞行员长眠在漫长的深山幽谷之中。
1946年，美国《时代》杂志第一期登载：“至战争结束，在长520英里、宽50英里的航线上，飞机的残骸七零八落地抛散在陡峭的山崖上，而被人们称之为‘铝谷’。在天气睛朗时，飞行员可以把这些仍在闪闪发光的铝片，作为航行的地标。”这就是中美英雄们用鲜血和生命铺设的“航标”。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也没有忘记“驼峰人”为维护人类正义和平事业所作出的卓越贡献，更不会忘记中美两国军民在并肩战斗中结成的友谊。1947年以埃里克森和迪克．丹尼尔为首倡的30多位老战士在美国发起筹备，并于次年9月在堪萨斯正式成立了“中缅印战区驼峰飞行员协会”，在世界各国航空界都具有较高声誉和影响。到2004年，该协会还有会员2100人，主席为文亚德。
1982年该协会首次组织了一个50多人的“重访驼峰”旅游团到重庆、昆明等处旧地重游，参观访问。当该团在重庆白市驿机场办理登机手续时，有位美国老驾驶员突然发现一位身着中国民航制服似曾相识的人在送客，便走近定睛一看，立即认出此人就是当年与他并肩飞行的中国助手、副驾驶员吴子丹。两人目光相遇，吴子丹也马上认出了为位飞行老师。30多年不见，今朝旧地重逢，真是喜出望外，百感交集。同行的伙伴们见状，也纷纷惊异地围拢过来，热情地问候交谈，合影留念。双方依依不舍地话别，致使包机起飞时间都推迟了几十分钟。
1988年6月，“驼协”又组成了49人的“驼峰人重访中国观光团”，由吴子丹陪同到北京、重庆、成都、昆明等地参观访问，受到各地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友好接待。索尔伯格和格洛弗等四人于1944年12月由重庆飞昆明途中因出事故被迫跳伞，降落在云南镇雄县，经村民营救和当地驻军的帮助，使他们安全地回到了昆明。昆明之行令他们兴奋不已。当飞临昆明上空时，不知谁喊道：“回到老家了！”
在此次陪同中，吴子丹建议在我国战时的陪都重庆或美军集结最多的昆明，建一座“驼峰飞行纪念碑”。此碑在全国各方的积极支持下，于1993年在云南昆明郊野公园落成。
1943年3月11日，一架由美中两国飞行员驾驶的中国航空公司53号运输机，在飞往中缅边境高黎贡山片马丫口时，突然遭到强烈气流，第53号运输机与其他3架飞机跟地机失去联系。
一个星期后，在片马丫口西面的一个山洼里发现了失事的第53号运输机残骸。飞机外表并没有受到很大的操作，显然飞机是迫降的。据专业人士推测，机组人员存活的可能性很大。当时这一地区被日军占领，不可能派出地面搜索队。尽管如此，执行任务过往片马的中航飞机并没有放弃对战友的搜索，但无论过往飞机无数次低空盘旋，甚至夜间打开照明灯观察，都无法判定第53号运输机驾驶舱里是否有人。从此，就把片马丫口叫做“福克斯丫口”（福克斯是第53号飞机的美国驾驶员）。
1944年10月21日，中国军队收复片马地区后，中航立刻组织搜索队前往这一地区寻找一年半以前坠落的第53号运输机。搜索队由中航飞行员汉克斯、瑞德、史蒂夫以及数十名中国士兵和百姓组成。搜索队在原始森林里，与风雪、野兽和饥饿搏斗了9 天9夜,最后无功而返。后来,汉克斯等人遗憾地获知,当时搜索队距离53号坠机地点只有不到一英里的距离。
1996年秋，53号运输机残骸被缅甸山人发现，消息经媒体报道后，年逾八旬的汉克斯执意要再到片马地区亲眼看一看令他魂牵梦萦的53号飞机。
1997年6月，汉克斯在中国探险协会和当地军民的帮助下，在片马的原始森林中摸爬滚打了5 天5 夜，终于来到53号飞机前，向飞机献上了一束杜鹃花。
1998年5月7日，怒江人民将中航53号飞机搬出深山老林。怒江州政府筹资建立了驼峰航线纪念馆，并对坠机残骸进行了修复。
2002年中国建立了福克斯铜像，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为福克斯铜像题词，表达中国人民对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并肩战斗过的美国军民的敬意。
2002年10月间，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在访美期间，将福克斯铜像亲手送给美国布什总统。
抗战期间组建的中国航空公司，系国民政府1930年8月1日与美国“飞运”公司签署协议成立的“合资”航空公司，按协议规定，国民政府占55%股份，飞运公司又于1933年将全部股份转让给泛美航空公司。
当年所在“合资”的中国航空公司53号C-47机组里面，还有两个中国人，他们是：副驾驶员谭宣，飞行员王国梁。和24岁的福克斯一样，他们两个也非常年轻。
在三年的时间里，“驼峰航线”为中国抗日战场共空运80多万吨抗战物资和大量人员，损失飞机约600架,损失机组人员超过15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