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国自以为是，不仅以己所欲强加于人，而且违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道德律，乃国际恐怖主义最深刻社会政治根源。

在跨文化交流、沟通和管理中，应该坚持的最重要、最基本准则应该是什么？说千道万，恐怕就是一句话，即：推己及人，己所好恶，不加于人。

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人们很好理解，也比较容易做到。但是，关于“己所欲，施于人”的说法，却有很大的欺骗性和迷惑性，许多人可能很赞成甚至大加赞扬，在他们看来，为了别人好而强加于人，是“合情”、“合理”所以也是“合法”的。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往往越是强势的人、有权利的人、富有的人、“自作聪明”或“自以为是”的人，对待弱势、平民、穷人和被认为是“愚昧落后”的人，越倾向于做出这样或那样“乐善好施”的事情，令人遗憾的是，其结果大多数情况下是“好心干坏事”。这个重大“道义”问题，在近年来全世界范围的恐怖主义与反恐怖主义“国际斗争”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很值得我们反思。

2005年伦敦连环爆炸案发生后，英国首相布莱尔在讲话中强调，反恐怖主义是一场“思想之战”，指出恐怖主义的根本动机是“把极端主义强加给世界”。这话说的有道理！但我以为，布莱尔话说得还是有其“西方意识形态”的偏在性，缺乏应有的“天下主义”宽广视野，他没有反省领域这样一个更深层的大是大非问题：我们（特别是英美西方人）之所以有今天的麻烦，与西方强势国家将他们所谓的“民主文明”生活方式，武断地强加给中东阿拉伯等民族的行为，是不是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在恐怖与反恐怖的问题上，如果要说什么“强加”的话，错的不是一方而是双方，互相“以怨报怨”都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只有老子“以德报怨”或许才是反恐怖主义的“大智慧”。

毫无疑问，如同人类面对任何其他灾难一样，目前最紧迫任务是如何尽快遏制住恐怖主义活动在全球的蔓延势头，通过事后补救性地采取一些防恐措施，尽可能使民众少受恐怖主义灾难之苦。但是，——很对不起，我这样也很可能被批判为“在‘但是’上大做文章”、耍“为恐怖主义辩护”的滑头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恐怖主义活动之所以近年来在全球如此“猖獗”，并不是一个仅与恐怖主义者有关的问题，而是一个在“人”的类意义上如何“相互对待”的社会关系问题。

这确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要在“建设性”意义上讨论和解决恐怖主义问题，就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关于“人与人”的问题。因为：如果大家认可无论是恐怖主义者还是反恐怖主义者都是“人”，那就是现代“文明”社会“文明地”解决问题的“文明思路”；如果你认为恐怖主义者“不是人”，那就没有什么话说了，把他们这些“社会败类”、“愚昧无知的家伙”、“毫无人性的坏蛋”统统“彻底干净地消灭掉”不就完了？！这在逻辑上肯定就倒向决斗、屠杀、战争，甚至种族灭绝的法西斯主义等“不文明”的解决思路上去了。

在很大程度上，文明与不文明（愚昧）、正义与非正义，是在人类社会各个成员互动博弈中自然内生形成的，而不是由某个圣贤或权威学者在绝对（真理）意义上外在给定义出来的。所以，“恐怖主义者绝非追求正义”或“反恐怖主义就是绝对追求正义”这样的命题，是没有太大价值的“伪命题”，如果纠缠在这样的问题上，那是什么问题也说不清楚、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的！

如果说现代人类发展出什么“文明规则”的话，那不是别的，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早就倡导的“天下主义”文化准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尤其是“己所欲，亦不施于人”。

长期以来，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和民族，口口声声高喊什么民主、自由、正义、文明，往往摆出居高临下或自以为是的姿态，教化、框定和控制被认为是“不文明”的其他民族（不仅是中东阿拉伯民族，也包括时至今日都在被“指手画脚”的中华民族），把自己所“欲”或“不欲”的，都一股脑霸道地强“施于人”；而这些弱小的民族或国家的人民大众，往往在他们强大的“文力”和“武力”面前束手就范、无可奈何。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里就有反抗”，其中个别“走火入魔”者，他们往往被逼无耐而又特别崇尚自己民族文化或生活方式的，最终走投无路“揭竿而起”，从而走上极端恐怖主义的邪路。

因此，如果要问：究竟是什么导致国际恐怖主义？恐怖主义最深刻的国际社会根源何在？回答：这就是！这也是自“9.11”以来，以小布什为代表的西方反恐怖主义者，凭借其强大军事武力“先发制人”，发动一次次声势浩大的反恐行动，结果却是越反越恐怖的最根本问题之所在。

说到这里，我曾经看到某作家写的一篇短篇小说，说的是一村社有个老实巴交的“软蛋”农民被一个暴发户式的“恶人”长期无端欺压侮辱，最后横行霸道了“极点”的情况下，被“软蛋”农民的儿子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用杀猪刀捅死的故事。当时我读完小说，在脑海里立刻将伊拉克等阿拉伯国家与软蛋农民、小布什及英美国家与那个不可一世的“恶人”联系在了一起，这个“联想”虽有偏激不伦嫌疑，但也似乎不能不说有其“朴素”的道理。

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关系，只有在互相尊敬、多元发展的“天下主义”文化背景下才能共容和谐。恐怖主义问题的彻底解决也有赖于此。只有强势的西方国家彻底放弃“帝国主义”思想路线或政策策略，各国民众心态都能“平和”下来，大家都真正放弃“冷战”意识形态或思维定势，普遍奉行尊重人而不“施于人”的行为准则，那么，恐怖主义祸根才可能真正取缔，天下才有望真正实现太平！

总之，恐怖主义是人类文明刚一跨入21世纪就迎面而来不期遇到的最严峻挑战，它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经济发展、世界政治格局演变和国际社会问题累积等方面复杂因素耦合的结果。因此，反对恐怖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全球性事业，任何“一厢情愿”、“自以为是”的说教甚或“义愤填膺”的道义谴责，包括简单化、情绪化、意识形态化的所谓“先发制人”对策，看来都是无济于事的！惟有依赖全人类、国际社会，以及各国政府和民众互动合作，才能在此基础上形成反恐的大视野、大智慧、大战略和标本兼治的大策略，未来世界才能真正走向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