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氏庄园，作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封建地主庄园，历经200多年风雨，倔强地矗立在胶东腹地栖霞县城北侧那座海拔并不算高的小小丘陵前。200多年间，她见证了大清帝国、中华民国、人民中国三个朝代的风风雨雨，身份也由私宅而公产，政教范本而旅游景点，强人宰割的目标和市井涂鸦的图板，承受着世人的敬畏与妒忌、颂扬与咒骂……

　　那么牟氏庄园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存在呢？牟氏庄园又何以为牟氏庄园呢？牟氏庄园的价值何在？留给世人的思考又有哪些呢？

　　一个家族的儒家文化背景

　　当今，世人所知牟氏庄园，不过一旅游景点而已；庄园内的一切，不过是一些百年前承载过一些富人们的荣华富贵的实物或者膺品而已。一如30多年前，政治愚民术之下的人们，普遍天真地认为那是一处罪恶之渊薮，里面住的尽罪该万死之恶人尔。

　　然而，牟氏庄园之为牟氏庄园，绝非这些皮毛之语所能一言以蔽之。

　　牟氏庄园的背后是以牟墨林为代表的一个活生生的地主家族，而牟墨林家族的背后又是一个靠读书科举、经营仕途振兴起来的栖霞名宦公牟氏家族（以下称“牟氏家族”）。牟氏家族成为栖霞乃至胶东历史上最为显赫的家族，并不全部因为牟墨林家族所积累的财富，还因为一大批并不属于牟墨林家族的牟氏文化名人和由此积淀下来的深深地打着儒教烙印的家族文化。

　　自始祖牟敬祖1370年以栖霞县主簿身份落籍之后，栖霞牟氏家族的数代后裔不仅一直香火单传而且贫困潦倒，一直受人欺凌。到第七代时，后裔牟时俊倾全家之所有，“课诸子，延名师，一举千里”，最终8个子弟中有6人通过读书科举之路跳出农门，从此彻底改换门庭成为官宦人家，又经三代终成邑中望族。据统计，明清两朝近540年间牟氏家族先后走出了10名进士、18名举人、118名县官、22名州官、7名京官。不难看出，牟氏家族乃是托了中国历史上延续了千余年来科举取仕制度之福，最终成功地实现了由衰而兴的逆转。在数百年之后的今天，抛开意识形态的因素而论之，这无疑是一个家族励志自强的成功范本。

　　准确地说，牟氏庄园的由来须从整个栖霞牟氏家族第十世祖先牟国珑说起。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牟氏家族刚刚崛起，统计资料显示，当时整个牟氏家族到第十代总共才不过100口男丁，而通过苦读却已经文士翩翩，成为一个典型的书香门第，“学而优则仕”成为这个规模尚小却雄心勃勃的家族子弟们不二的人生选择，整个家族更为本家族的子弟们制订了众多鼓励读书取仕的家训和十分严格的目标考核标准。

　　整个牟氏家族长期以来世代致力于耕读的共同发奋图强，成就了其以浓厚的儒家文化为根基的胶东第一望族的显赫地位。这条绵延不断的儒家文化根脉，首先造就了牟氏家族文士翩翩的人文盛景，其次又造就了富甲一方的牟氏庄园，在现代更造就了牟宗三这一当代国际儒学的泰斗。这条根脉，至今仍然深深地埋藏在无数牟氏族人的灵魂中，不管他们是正供职于商海仕途军旅的社会精英，还是刚刚通过苦读跳出农门的莘莘学子；也无论他们是迁移到天南海北的他乡游子，抑或是依然在胶东田间果园辛勤劳作的农人……

　　毫无疑问，牟氏庄园的兴衰是以其所依托的牟氏家族儒家文化为背景的，而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存在着。

　　所以，我一直不主张人们狭隘地称生活在牟氏庄园中的那个区区一二百人的小小家族为牟氏家族，准确地说，应该称其为牟氏庄园家族（或牟墨林家族），因为他们并不能完全代表整个牟氏家族。当然，完全撇开牟氏庄园来谈牟氏家族，则牟氏家族的内涵必定是不够完整的；而置牟氏庄园背后的整个牟氏家族而不顾，就牟氏庄园而论牟氏庄园，则势必一叶障目。

　　牟氏庄园的另类儒家底色

　　牟氏家族在经历明清换季之际，因为第十世牟国珑的出现酝酿出了一个巨大的变数，正是这个变数最终使得牟氏庄园成为牟氏庄园。

　　据牟氏家族史料记载，53岁时以进士身份被选授为直隶省南宫县知县的牟国珑，为官清正，体恤民情，凭一身书生傲骨和凛凛正气，办事公正，不避豪势，56岁时终因审理一桩民事案件得罪满清皇族京官被削职为民。回栖霞以后，牟国珑在城里购置庄园基地，建筑“悦心亭”（为牟氏庄园最早建筑之一，目前栖霞市政府接待宾馆所在地）。在此，他邀请同道评点史籍，烹茶养花，修身养性。更重要的是，他严厉地告诫后人要以种地治家为正业，而只把读书当成一种必不可少的生活方式；至于为官之路，则被从人生之路的选项中彻底删除。概括起来，他留给后人的家训，就是至今仍然树立在牟氏庄园西忠来大门上那副楹联：“勤俭家风”、“耕读世业”。在他的倡导下，牟氏家族的这一支人，一改读书做官的传统观念，走上了既耕且读的道路。

　　在牟国珑之后历时100余年间，牟氏庄园家族的数代人的确恪守了他所立下的“家法”，把所有的智慧用在了耕读世业之上。我们相信，因为出身书香门第，牟国珑的数代后裔应该都程度不同地读过一些书的。但是因其失去了求取功名利禄的动力，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一个对读书进行量化的评价体系，最终导致其“耕读世业”没能留下多少“书”证，而实实在在的物质财富，却在几代人的努力之下，不可遏制地堆积起来，成为了一个硕大无朋的表征符号，多少年来吸引着各色人等，采用不同的评价体系，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对其投入了极大的兴趣和关注，进而演绎出诸多不同的解读版本。

　　撇开意识形态的因素，也抛开与牟氏庄园家族的私人恩怨，更跳出栖霞当地围绕试图掌握解读牟氏庄园话语权而形成的种种利益圈子，当我们努力站在一个“他者”的角度看待这个“文物式”的存在时，不难发现：牟氏庄园家族所背靠的牟氏家族，在胶东腹地苦苦经营数百年所赋予这个小小家族的集体无意识层面的智慧积淀，给了牟氏庄园家族经营土地的某种天赋；而这个小家族所繁衍的一批土生土长的儒家小知识分子的集体智慧，让他们能够在富裕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稔熟地驾驭当地的人文和社会资源，恰当地处理好与当地各种利益集团的关系，巧妙地化解所面临的种种社会矛盾；加之明清两季近400年成熟的封建社会形态所带来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给了这个小小家族基本平安地生存近200年的理由。

　　就这样，一个看似特殊的因素，让一个小小的家族，悄然偏离了其所背靠的庞大家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划出的原有发展轨迹，独自徜徉了200余年，最终以其独特的命运和结局与当今世人的目光在21世纪之初不期而遇。               

　　       成也耕读  败也耕读

　　正如中国历史上许多成就过一番财富伟业的大大小小的人物们一样，牟国珑百年之后的那些草创牟氏庄园的数代家族成员们，很落俗套地沿着省吃俭用这一轨迹一路走来，资产的积累也只是在重复着大多数地主积少成多的创业故事。只是到了牟墨林掌门时，才因为他趁某年胶东大旱，粮食歉收，冒死从尚未开禁的东北贩回整船粮食，通过以粮换地，才最终实现了土地的快速积累，为日后巨额财富的堆积打下了基础。

　　通过对有关资料的考证，我们发现，暴富后的牟墨林家族逐步建立起了一整套以土地为核心资产的管理和经营理念，而且也建立了一套整合各种社会资源以求自保的生存哲学。比如，设立了类似总经理负责制的总账先生制度，家族的资产经营全部交由大小小的帐先生分别打理，家庭成员的日常消费在专门的帐先生的管理之下，受到严格审计和控制；每个佃户村，均由精明强干的庄头分别管理，佃户享受着免费居住东家提供的宽敞明亮的住房等优越待遇，但同时又被牢牢地置于在一旦违约就要“抽地封门”的风险控制体系之中……

　　从牟氏庄园现存的形制来看，它的外围不像国内其他地区的各种庄园那样有着防卫意味极强的高墙大院，取而代之的是一圈墙体坚固的粮仓，而且庄园也几乎未曾设立过武装家丁队伍。看家护院的，起初是庄园跟前佃户村的佃户，后期则是一批受其放饭制度恩惠的外来乞丐群体。与此同时，牟氏庄园家族还经常花巨资捐官，以获得来自官府的政治庇护。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牟氏庄园家族在财富安全方面有着其外圆内方的智慧，对其苦心架构的安全体系具有着充分的自信。

　　除了早期以粮换地的过程，明显带有发国难财的原罪痕迹之外，牟氏庄园家族没有留下什么强取豪夺的恶劣记录。倒是从清咸丰年间开始，由救济受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影响逃难到胶东的鲁西、鲁北难民为发端，从而开启了一段近百年的免费放饭赈济饥民和乞丐的历史，直到上个世纪40年代中期土改前夕方才结束，其中有一势力弱小的堂号，竟然因忠实地遵守祖宗的遗训，因不堪长期放饭之累而几乎倒闭。

　　纵览牟氏庄园家族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正是“勤俭家风”、“耕读世业”这一家训，在200年前成就了一个牟氏庄园家族。可以说，牟氏庄园家族的崛起，堪称栖霞牟氏家族在继经营仕途成功之后，在经营土地方面的另一个成功案例。它在让牟氏庄园家族安享近200年荣华富贵之余，也极大地丰富了栖霞牟氏家族文化的内涵。

　　但是同样无庸置疑的是，正是因为牟氏家族对这一理念的长期抱残守缺，又在近100年前开始的一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被彻底葬。

　　拜大清帝国营造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牟氏庄园家族还算平安地闭门耕读了近200年。然而，当西风东渐掀起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巨浪开始席卷古老的中国大地之时，牟氏庄园里残存的几本圣贤之书，已经不足以为家族提供足够的生存智慧，其从名下万顷良田中收获的，也不仅仅是喜悦和安逸，而更多的却是苦涩和凶险。恰恰是从那时起，这个家族长期抱守祖先“耕读世业”的遗训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开始将其推向了深渊。

　　因为将过多的精力和才智用于了土地经营，更由于财富的充裕带来的闲适散漫，与其祖先们相比，牟国珑乃至牟墨林的后裔们再无其祖先走州过府、游历天下的经历，也丧失了起初挑战皇家禁令跨海贩粮的豪气，不再具有引经据典激昂文字臧否时弊的心智，更无出将入相经略政治的雄心，精神家园从萎缩走向颓废，在空虚中彻底荒芜。因生来衣食无忧，无所事事的成年人们，有人终日只知提笼架鸟，游走于街巷酒肆之间；有人虽腹无经纶，却热衷于包揽词讼，评理说事；有人虽攻读新学却不经世致用，醉心于人前炫耀……由于从小娇生惯养，习惯了养尊处优的子弟们，有人胆小怯懦，整日闭门妄想；有人与世隔绝，少经世面，忧郁而终……

　　更为可悲的是，牟氏庄园家族实际上已在无形中将“耕读世业”修正为了“耕织世业”，而“读”则被远远地抛弃了，这让他们无力查觉社会的变革的脉搏，审时度势顺时应变。整个家族长期龟缩在胶东半岛腹地，在封闭中走向没落。在大清帝国訇然倒地，社会趋向动荡，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主导中国版图版图之际，牟氏庄园却依然携带着前清的思维，按照农耕时代的节奏行走着，既无人投身军旅，整合军事强权；也无人投身仕途，营造政治庇护；更无人经营现代实业，图谋产业升级和转型……终于，在风雨如晦的20世纪上半叶里，历经军阀混战、外族入侵、土地革命等数场变故之后，这个辉煌一时的家族燃尽最后一点儿香火，带着几分苍凉，走进了幽暗的历史。

　　在被“妖魔化”中走向迷失

　　一个有目共睹的表象是，牟氏庄园的确是于上个世纪上半叶的末期，在一场土地革命的血雨腥风中遭到致命一击之后彻底“倒掉”的。这让许多人习惯于简单地将其倒掉当成了土地革命的成果，却少有人其命运放在清朝倒台之后长达40年的社会动荡背景之下去作更深层次的理性考查。加之当今政权与那场革命之间现存的传承关系，当下诸多人士也仍然生活在与牟氏庄园相关的各种利益圈子之中：有人需要通过“狠揭猛批”来证明自己政治的正确性，实现个人的政治诉求；有人希望借助主旋律政治的话语系统，通过谩骂舒解在并不太远的历史上，因个人因素积淀在心底的对这个家族的怨恨；有人出于生计和名利的考虑，希望通过抹黑或漂白牟氏庄园，以便在争夺庄园解读话语权的角逐中占得上风……这使得最大限度地客观评价牟氏庄园成为一件较为困难的事情。

　　这让我们忧心忡忡地感到：关于牟氏庄园以及这个打着沉厚儒家文化烙印的家族文化的解读，从未走出一个欲说还休的阴影。

　　首先，在以阶级斗争为主旋律的时代，由于这所处在及其主人的阶级属性，牟氏庄园被视作罪恶的渊薮。有人秉持宁左勿右的信条，无中生有地编造了诸多罪行强加给了这个家族，这种明目张胆的“妖魔化”行为在人性颠倒，登峰造极的“文革”期间达到高潮。如今45岁以上的国人尤其是山东人所接受的关于牟氏庄园的印象，就是源于那个时期充斥着阶级仇恨和血腥气息的读本。正是当年这种简单化、概念化、脸谱化的定位，为牟氏庄园在此后半个多世纪里被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地误读直至“妖魔化”深深地埋下了伏笔。

　　其次，由于现政权与90年前开始的那场革命之间天然的传承关系，使得解读牟氏庄园成为一件必须小心翼翼的事情，确保“政治上正确”仍然是“主旋律话语系统”之下的牟氏庄园以及牟氏文化研究者心照不宣的共同底线。任何正面评价这座庄园及其主人的尝试，还只是与牟氏庄园家族相关或不相关的个别人的私人行为，而与官方立场无涉。而诸多打着“文革”烙印的说法却在继续以讹传讹。例如“抽地封门”，本是作为拥有土地和房屋所有者的牟氏庄园家族（甲方），针对毁约佃户（乙方）实施的一种惩罚手段，但是却至今被解读为庄园主人对佃户财产和利益的无端侵占和剥夺，某部正在热播的影视作品甚至狗尾续貂地在其后面又加了一个“赶出栖霞”，以示庄园主人的强梁与残暴。

　　值得注意的另一种倾向则是，部分靠写作谋生的人士，在中国文坛从1980年代开始的所谓“人性解放”之风中，发现给某一著名家族堆积一些夹杂着与性相关的文字，是吸引读者眼球的捷径，更是一条轻车熟路的发财之道。于是，近年来文坛上又出现了多部虽以牟氏庄园为背景，却大部分事实与该家族概不相关的所谓文学作品。纵观这些作品，其共同的硬伤在于，它们大多并未亲自采访该家族依然健在的众多族人，当然也无从深度读透这个家族的文化内核及其族人的精神世界，而从人物特征到事件本身，从叙事方式到价值体系，也都与以往的家族文学作品有着诸多雷同之处。可以说，这些作品既不是来自主人公的现实生活，也不是作者艺术创作的结果，而是明目张胆地剽窃和肆无忌惮地张冠李戴。作品所透露出的作者的价值取向，部分来自“政治上永远正确”的话语系统，部分表现为“性即人性”的肤浅而粗俗的理解，甚至隐隐透着对有产者莫名的仇视，更多的则是在家族文学盛行之际，欲借势炒作敛财的贪婪冲动……如此所谓文学作品的涌现，既不是牟氏庄园这一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幸，也无助于牟氏文化的研究，却是牟氏庄园遭遇的另一场被“妖魔化”劫难！

　　任何事物，当它被置于赤裸裸的利益框架之下来考量时，关于其价值的判断往往会与其真正的价值发生巨大的错位。在当下这场新一轮的“妖魔化”牟氏庄园的浪潮中，牟氏庄园又将被带向哪里去呢？

　　我们不得而知，也不敢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