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温家宝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重视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

 春节将至，在新一年的经济工作开局之际，温家宝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任务，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要把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作为转变发展方式、扩大国内需求的重要着力点，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他还强调，就业是民生之本，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做大社会财富这个蛋糕，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在改革中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公平和效率、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的关系。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社会事业发展。

泱泱六千年华夏文明史。向我们展示更多的不是繁荣昌盛，而是多灾多难。每年不是这个地方受灾，就是那个地方受难。造成的灾情轻重不一。对于灾难，我们除了事前预防和事后救灾，这件事到底该怎么管理？如果只是送些棉衣棉被、几十斤大米，这种“锯箭法”，则箭头仍然还留在骨头里。这群灾民在经济条件和就业能力上，相对处于弱势，接下来的谋生却是每天都要伤脑筋的事。根本之道还在于改变他们的经济地位，用支持创业的手段，让他们得到公平的资源和机会。过去提解决就业问题实行的主要是“被动”就业政策，强调事后保障和救助。十七大提出“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则标志着我国由被动就业向主动就业的一大战略转变。传统的就业战略侧重的是对求职者一对一的帮助和扶持，而创业型就业则更注重创业者的就业带动效应。对于创业者来说，如果创业成功，那么解决的不仅仅是自身的就业问题，更重要的是能够为更多的求职者创造岗位。这样的成功例子比比皆是。比如著名的微软公司，最初创业的时候就是只有两个人，但如今其全球雇员超过了7万人。

中国在过去30年经历了高速经济增长。为什么中国的GDP增长这么快？新古典经济学家给经济增长开出来的药方被称为“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包括：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价格自由化、私有化、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等等。 如果说“华盛顿共识”是老师给学生布置的作业，那么中国就像一个从来不做作业的学生，但每次到考试的时候都比别的学生考得好。但中国GDP增长的果实只有少数人可以分享。GDP增长不能代表一般老百姓所得的增加（非人均收入），也不能代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不意味着人民对政府的满意程度上升。GDP增长还可能带来的负面效果，例如：财政赤字、环境破坏、财富分配不均等问题。正如诺奖得主Joseph Stiglitz所言：GDP原本只是用来衡量整体经济活动的一项指标，不代表真正的生活水平。在长年的误用下，各国陷入GDP崇拜的迷思，GDP越来越变成衡量社会福祉与经济结构变革的唯一指标，但是就衡量人类生活品质而言，GDP不是一个好的指标。 因此，政府政绩的优劣不能单纯用GDP增长速度快慢来衡量，若以人民福祉为首要考量指标，则调结构比GDP增长实惠。近年来，虽然中央提出“保增长，调结构，扩内需”的战略部署。但没有让各级地方政府都去追求GDP主义呀。保增长，一是保就业率的增长、二是保平民收入的绝对增长，这些保住了吗？也许保住了，也许没有！保住的是什么？保住的是8.7%。为什么？主因就是GDP主义可以用物质利益来刺激各级党政官员在发展经济方面的积极性。如果不放弃GDP主义将成为十二五计划的最大阻力。大家知道同治中兴吗？当年中国GDP全球第一，但经济结构却是全球倒数！小日本虽然GDP当时很弱，但打你没商量。发展这样的GDP有什么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在GDP的主导下，我国贫富差距越拉越大，造成了一种“畸形”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对于盛世中华而讲就是致命的。发展社会事业、关注民生就是为了调整变态的社会结构。这才能跳出周期律的支配。才能避免“盛极而衰”的结局。只要我们深刻汲取历史上盛世兴衰的经验和教训，认清历史发展规律，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就一定会地把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一定会使社会主义盛世中国持久延续下去。我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靠造反、革命这个硬道理建立的。放弃GDP主义，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第二次大转折——从“生存权”向“发展权”的转折——，仍需这种革命的激情和革命的精神，这才是共产党永葆青春的法宝。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是以经济建设为全部。党中央彻底认清了这点，所以提出了科学发展，就是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以及生态发展。

执政权的基石是什么？是政策路线！而不是GDP! 正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后来，邓小平上台后，始终忠实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所以，邓小平又深刻而明确地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一次革命的结果，带来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发展。同时也可能是GDP主义的发源地。尤其是十四大的召开，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带来了空前的活力源泉。 从南昌起义打响的第一枪，到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国共产党始终贯穿着一个统一性，那就是先进性与革命性的统一。当然，GDP主义在过去几十年，曾立下汗马功劳，对此，中共高管薄熙来做了部分总结。他说，“现在中国的外汇储备突破了2万亿美元，居世界榜首。去年中国的出口也超过了德国，跃居世界第一。我国在经济上已昂首挺胸、站在了新的平台，西方已不得不对我刮目相看。”客观地说，这实际上与GDP主义是分不开的！就是在近两年的全球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下，在西方列强都是低增长或负增长的情况下，中国取得GDP增长8.7%的好成绩，当上了全球超级模范生。也是与GDP主义分不开的。因此，对GDP主义也需要客观评价。有的人看到这个现象就说，能把毛泽东思想三七开，为什么邓小平理论就不能三七开了？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重要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哲学决定政府的政策纲领，这是事实，不可回避；政策纲领指导符合民意的政策路线制订；正确的政策路线，才是人民政府执政的基石。个人认为英国工党也是全球各国党派中最值得关注的一员，深刻分析他们走过的历程，他们的政治哲学，是有助于中国共产党趋于更加成熟。现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哲学是什么我说不了，但我在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念本科的时候，学的哲学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哲学是研究社会主义如何发展的哲学。事实上，提出社会主义理论的人、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人，都必将青史留名。在中国，上个世纪之初有许多的“主义”摆在面前，最终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50到60年代，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人做了艰苦的探索。合作社、大跃进，都是在黑暗中摸索的过程。而布莱尔领导的英国工党，秉持的政治哲学则是“左派愿景、右派工具”的“第三条路”。也就是所谓“新中间路线”。就是以原本倾左的工党政治哲学及政策路线向右修正，采用右派的手段。第三条路是“正－反－合”辩证逻辑实践的结果，主要表现为：借市场及紧缩预算右派手段，达成“公平、正义、均富”的左派愿景。而在国家与公民关系间，则修正过去左派保障公民免除竞争风险的政策路线，进而对公民进行一种“适者生存”训练，形成一个负责任的风险承担社会。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要按照英国的路线走。毕竟多年实践证明：市场经济仍是人类迄今为止最有效的追求财富改善人类生活的机制。信仰社会主义的人，主要任务还在于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