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22日晚中央电视台1套节目播出了刘文学勇斗地主分子英勇牺牲的英雄事迹。2010年1月4日媒体报道某位高官前去探望刘文学的母亲，并号召要在全市学校挂刘文学的照片，讲他的故事，学他的精神。

     刘文学的故事在1959年后进入中小学课本，被主流媒体宣传了足足20多年，影响了一代人的成长。然而，时至今日，我们回望刘文学及其所在的历史时代，还会有多少人认同他的行为？媒体和高官对刘文学的高调宣传是在向国人传递什么信号？

    刘文学是阶级斗争的牺牲品

     我国积极推行英雄人物的道德教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然而实际效果却不尽人意，究其症结所在就是利用英雄人物的进行政治斗争。

     近几十年来，我们严重地把道德教育问题与政治问题紧密联系起来，使道德政治化，政治道德化，甚至将未成年人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刘文学可算个典型，14岁的花季少年，正是长身体、普世道德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但是他接受的教育却是“人以阶级划分，对地主阶级分子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不妨设想，如果偷辣椒的不是“地主分子”，而是饥饿潦倒的一个“贫下中农”，刘文学对他的态度还会那样吗？即便是的话，刘文学就能导致被杀吗？今天的家长们，没有谁会教育自己的孩子学习刘文学。

    从刘文学身上反悟出什么？

     我并不否认刘文学是个努力学习、乐于助人的好孩子；但也不得不承认他也是那个阶级斗争时代的产物，是那种可怕的“阶级斗争为纲”理念的受害者。那些在“反右”和“文革”中一些颠倒了的道德价值观依旧没有完全恢复过来，我们还没有完全走出“反右”和“文革”的阴影。

     1959年11月中旬，此时，大跃进的后果已经开始显现了“三年自然灾害”；地主早就被斗得没有一点脾气，在政治权利、经济状况上都已沦为社会最底层，王荣学晚上出来偷几个辣椒显然是饥饿所迫，在那个饿死三千万人的时代，推崇刘文学本来就不道德。今天以理性的眼光来看，几只辣椒与两条鲜活生命成就了一位少年英雄，也制造了一个杀人犯，无论是刘文学还是“地主分子”，都是值得同情的历史悲剧中的人物。在当今反腐倡廉的时局中，“刘文学精神”即派不上用场，也不能推崇。今天我们应当从中反吾的东西恰恰是怎样从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中汲取教训。

    对未成年人的教育何处是起点？

     未成年人对自己环境安危的识别能力很弱，鼓励未成年人不计后果与犯罪分子进行搏斗，是对未成年人不负责的表现，是对现代文明社会伦理文化的亵渎。

     纵观我国的道德教育模式，小学生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中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大学生进行文明礼仪教育。这是不是完全颠倒了顺序？！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今天，我们真的应该倡导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社会文明的道德精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