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是近年来比较热的词，各种各样的人都在说着“中国模式”。普通人大多只有模糊的感受，却说不清“中国模式”的究竟。其实，很多国内外学者在这个话题面前，处境与普通大众也差不多。他们也许能总结出几条“中国模式”的特殊之处，但是，难以在理论上完善。因此，“中国模式”到底是必然还是偶然，很多学者也未必清楚。最近有一本新书，《中国新政》，也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因此抽空读了一遍，感觉作者在这个问题上，还是不清晰。
《中国新政》把中国的现代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这种分期很常见，几乎是研究中国必然的一种划分，不同只在于，对于这个阶段如何评价。有一些人把这个阶段说的一无是处，以突显后来改革开放的唯一正确性。但本书的作者并没有如此简单化，而是肯定了这一时期的成绩和贡献。作者以“革命党”用革命模式来管理中国这样的说法，解释了那个时代的特征。当然，与“革命党”相对的是“执政党”，由此也引入文革结束后的第二个阶段。然而，“革命党”与“执政党”的划分并不完全合理，其调和左右的意图并不能真正抓住中国问题的本质，对于“中国模式”的探讨帮助不大。
人们常常把新中国的六十年分为“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作者与这一常见方式的不同在于，他对“后三十年”又有更为细化的划分。作者把改革开放到西元2003年视为中国现代化的第二个阶段，认为这是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作者把西元2003年以后至今，称为第三个阶段，也就是书名所显示的“中国新政”阶段。从领导人的交接班上看，这一阶段实际上就是胡温阶段。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试图从第三阶段的“中国新政”中探讨和总结“中国模式”的核心价值。但我认为，作者的探讨还是有较大的局限性。
探讨“中国模式”实际上涉及到一个思想和理论资源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中国模式”是独特的，那么，它的理论和思想来自哪里？如果说它只是误打误撞，对于学者来说，显得不太负责任。“中国模式”的思想理论资源显然不来自西方，因为现成的西方理论难以解释“中国模式”，或者说，现有的西方理论，大多数都与“中国模式”不相吻合。那么，“中国模式”的思想理论资源是从中国的现实完全新长出来的吗？有一部分也许是，但不能全部囊括。例如作者提到的“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事实上，并不是全新的系统理论，依然可以找到各自的思想和理论源头。作者在这个问题上比较正确地指出，“中国新政”有一部分思想理论资源来自于中国传统，例如“以人为本”，但是，作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探讨比较简单化。
作者认为，经历了第二阶段的高速发展，进入第三阶段，中国面临一个巨大的社会转型。因为，第二阶段积累了很多社会问题，例如，所谓“新三座大山”，即住房、看病、教育。然而，作者在这个问题上，与一般的流行观点并无多大差别。流行观点认为，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的区间的时候，是社会矛盾集中突发的阶段，每一个现代化国家都经历过这个阶段。我之所以不认可这种观点，一是，按照这种观点，现在的社会问题就是阵痛的代价，只有进一步提高GDP才能解决，这是唯经济论，容易把社会引入误区。第二，这种观点以所谓共性代替个性，实际上，对现在的人是不公平的，为什么现在的人就必须经历阵痛，为后面的人付出巨大的代价？更严重的是，现在的人付出了代价，后代就一定能收获幸福吗？本质上，这种观点还是“历史进步论”。第三，这种观点某种程度上也是为当代种种不合理现象的辩护，例如“资本原罪”、“贪腐”等等，它似乎在说，在1000-3000美元这个区间，这些问题都是必然的，都是必须忍受的，都是将来能变好的。
作者接受了这样的流行观点，对于探讨“中国新政”或“中国模式”并没有带来多少新意。因为，按照作者的阐述，“中国模式”的未来，依然是以西方社会为目标，所谓“中国新政”、“中国模式”不过是速度快一点，手段与人不同而已。但我认为，“中国模式”的未来目标不改变，还是以别人为榜样，手段的不同，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不管是作者所说的“新三座大山”还是资本原罪、贪腐、贪官外逃、环境危机等等，还将长期性地继续出现。总体上说，《中国新政》一书的核心思想，还是在用西方的思想源来解释中国。虽然作者也显示出对中国社会的关注和悲悯，但是，我认为，作者的探讨还是比较肤浅，没有抓住中国社会问题的关键，也就没能在“中国模式”的探讨上有真正的价值。
本文只针对《中国新政》一书的内容。至于我本人对于“中国模式”的理解，将在我以后的书中加以阐述，我也希望我的这本新书早一点与大家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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