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者为王，不学习者为寇”
赵红军
本文发表于《西部论丛》2008年第2期
我们身边的这个世界还很不完美，比如国际舞台上有超级大国欺侮小国的情形，我们身边有身强力壮的强者霸占别人田地、财产的情形，还有不少厂商利用别人的声名、品牌干着自己赚钱、坏他人名声的勾当，更有非法学术团体和个人，将别人的成果稍事整理、排列就写上自己名字的恶行，当然也有组织和单位的人员利用手中的职权为一己之私而疯狂谋利的顽疾在不断蔓延、成长。
但让人尤为可喜的是，我们这个世界毕竟已变得越来越竞争，越来越具有活力。比如1800年前，中国是令世界羡慕的天朝大国，难怪乾隆皇帝在与西方使者交换了礼物之后，毫不犹豫地说了一句令西方人十分惊讶的话语：“我们拥有你们西方的一切，因此我们不需要你们的任何物品”。然而让很多人难以预料的是，英国在经过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15世纪的宗教改革和商业革命，1688年的光荣革命－宪政改革、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及19－20世纪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便很快在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超越了中国，并让那个自负高大的天朝帝国明白了自负高大的代价。
可这个高傲地自称为“日不落帝国”的好景却并不很长。19世纪后半叶，在英国北美十三个殖民地基础上成立的美国很快便凭借着开放、自由的政策、大量具有创新和冒险精神的探险者、来自欧洲、南美洲、亚洲源源不断的移民，以及不断地学习、进取、孜孜不倦地对于利润的追求而迅速成为20世纪的西方大国。
20世纪20年代，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苏维埃在炮火后的俄国资本主义废墟上诞生，并在此后的多半个世纪中给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带来了希望和期盼，仿佛一个赶超发达国家的战役已经打响。然而在人们目睹了苏、美争霸，相继登月、军备竞赛、社会主义即将战胜资本主义并将进入20世纪最后十年的世间里，这个本来已成为社会主义旗帜的前苏联以及团结在它周围并分享它丰富营养的诸多东欧国家却相继出现了经济、政治和国家的解体与多米诺骨牌式的倒塌。
人们不禁要问：社会主义是否到了自己的穷途末路？资本主义是否如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是那块“腐朽、垂而不死”的朽木？答案似乎并不明朗，谁又敢进行大胆预测？
早在1926年，一位叫做斯宾格勒的历史学家就写了一部令西方都称奇的《西方世界即将衰落》的巨著。然而，这个世界的发展都并没有按照这位历史学家的所料那样向前发展。相反，一直到这位历史学家出版其著作之后的近一个世纪内，市场上各种各样有关西方世界兴起、资本主义走向繁荣的书籍却不断地增加并迅速地传遍了整个世界。
1960－1970年代，当东、西两大阵营、两个大国在意识形态的剧烈斗争中相互争夺和不断消耗的时候，而日本、香港、新加坡、台湾、韩国却依赖自己灵活的政策而务实地选择了自己的发展战略，并最终步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
在这个由贫穷走向富裕的过程中，尽管有不少的国家，试图控制国际组织，比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联合国，乃至各种各样的组织，比如北约、华约，试图使自己的竞争优势能够长期保存，但这个世界不断前进、越来越竞争的步伐却肯定会让这些想法、做法逐步落空甚至变得日益徒劳。
中国再没有继续其“唯我独尊”的发展老路，也不再纠缠于姓“资”还是姓“社”的意识形态陷阱当中，而是逐渐地寻找到了适合自身发展的“渐进式”改革道路，于是中国的农村改革、财政联邦制、财政改革、城市改革、住房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金融改革等相继启动并逐步深入，而中国经济也不断地塑造出一个、一个令世人惊奇的“意外”与“奇迹”。
中国是否继续改革开放以来的辉煌，并重新恢复其15世纪以前的辉煌？印度能否超越中国，并成为下一个“中国制造”？谁将是未来二、三十年后世界经济的翘楚？答案还不十分确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这个世界正变得如此竞争，任何国家要想维持自己的某种优势，不管是军事、技术，还是经济、社会或者政治等方面，它都必须保证它拥有比别人更多、更强的比较优势。
这个优势是什么？它肯定不单单是文化，否则18世纪的英国就不可能超越此前已很发达的中国，也肯定不单是资源和地理禀赋，否则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后来者多半会是那些资源丰富、地理位置优越的国家，当然也不会纯粹是某种主导性的世界体系，否则美国就不可能或者很难超越英国，而其他的国家也不可能超越美国，自然也不可能是某种发达的、先进的政治体制优于某种落后的政治体制，比如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否则世界上发达国家的阵营上就会飘动着越来越多的更高级社会阶段的旗帜。然而，无论是从概率意义上，还是回归意义上看，我们都难找到任何单一的因素，并能成功地解释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这种比较优势。
那么，这个优势到底是什么？
它一定是学习。正是由于学习，才使得14－17世纪的欧洲变成希腊科学精神的继承者和创新者；正是由于学习，才使得19世纪的美国成为18世纪英国新教伦理和自由思想的继承者和超越者；而也正是由于不断地学习，才使得二战后的日本、德国、四小龙相继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秀；同样，如果没有不断地向西方、向历史学习，没有无数仁人志士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的摸索和奋斗，同样也不会有古老中华巨龙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再生和经济腾飞。
不学习和学习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个面。中世纪的欧洲之所以被成为“黑暗的欧洲”，原因就是在于那时的它被宗教和独裁统治斩断了它学习的神经；同样，15世纪以后黑暗的欧洲由落伍转而复兴，而中国由世界的“中心”转而成为世界的边缘，也再次表明学习与不学习将会给整个国家的发展带来天大的差别。如果学习和不学习的逻辑是如此的话，则我们还可不自然地发现，以前作为社会主义大哥的前苏联乃至东欧国家之所以走向解体，其背后的原因也许正是由于一种固定不变的思维、一种僵化的模式，固化了它的组织、它的团体，它的人事，阻碍了它学习、增强自己，改造自身的能力。
那么，这种不断学习的优势又来自哪里？在精神层面看，它定是一种精神，就像熊彼得所说的那种企业家对“创造性破坏”的不断追求，也是凯恩斯所说的那种投资者对利润的“血性冲动”，更是冰天雪地上饥饿的北极熊那种对食物不断追寻的热情；在制度上，它定是一种有效率的制度，一种合理的激励机制，就像古人所说的那种“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赏罚机制，更是林肯所说的那种“为天才之火上添加利益的材薪”；在组织上，它就像运动场上能使接力赛进行下去的接力棒、运动场和组委会，就像战场上能使军令如山倒的各种机构、人事和纪律，更是华盛顿宁愿牺牲自己的职业前程，而奠定今后游戏规则的勇气。
记得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曾向苏联共产党人提出了“学习、学习、再学习”的任务，而今苏联已不复存在，我想提问的是，不知如今的苏联共产党员在重读这句话时会有什么样的感触？同样，古人也曾这样告诫世人，“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为学者患无疑,疑则进也”。我也想在此发问的是，如果国人能够响应古人的这种号召，那会有近代、甚至当今的中国科学落伍？
看来，学习的能力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而言都至关重要，但要使这种能力长久保存并成为一种动态的比较优势则难上加难，毕竟这个世界经济和政治舞台上上演的却总是同样的戏剧，“学习者为王，不学习者为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