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的三点期待
2010年 “中央一号文件”于
第一，“汽车下乡”，农民期待在垄断的客运经营权中分一杯“羹”
“一号文件”指出，要大力开拓农村市场。针对经济发展和农民生产生活需要，适时出台刺激农村消费需求的新办法新措施。要加大家电、汽车、摩托车等下乡实施力度。
“汽车下乡”，要在农村市场一显“身手”，站稳住农村的脚跟，必须让汽车在农村有“使用价值”，必须让群众车主养得起车，否则“开拓农村市场”就是有名无实。目前的情况是，买得起大汽车的农民少，买得起微型车的相对较多。一辆长安牌面包，3万多元即可购买到，办下各项手续来，也不过4万挂零。然而，农村的客运经营权早就被十多二十年前的客运车辆所垄断，汽车客运管理机构不新增经营许可，只有“转让”经营权，然而转让费高达四五十万以上，新兴的微型面包车无法拿到经营权。据了解，某片区有人口5万多，原来有14辆中巴。近来，由于“汽车下乡”，新增了30多辆面包车。农闲之余，左邻右舍的农友们也想出门，面包车也零零星星的“客运”一下。这样，就出现了利益之争：中巴车要“遏制”面包车抢了自己瓢儿里的“饭”，每台中巴便1个人当无证的“黑交警”，在半路去拦堵面包车，凡遇其拉有“客人”，便“勒令”下车；有时甚至雇佣社会闲散人员或职业“架犯”堵截。面包车们也不示弱，有时也“团结起来”，给对方点“颜色”看看。
现在实施“油路乡乡通”工程，接着“油路村村通”也会相继进行。当农村的公路设施不断加强，原本只有上流社会才能享有的“汽车”，也会进入“寻常百姓家”。客运车辆与农村小面包车之间的矛盾不但不会减弱反而只会越来越突出。鉴于这些状况的存在，不少干部群众认为，“汽车下乡”的市场根基是拉动内需，目标是“强农”，应当打破客运经营权垄断，降低“准入”门槛或开辟新的“准入”渠道，采取以下措施维护农村农民利益：一是加强政府“干预”，打破客运经营权垄断地位，消减老客运车辆的部分经营权，实行客运经营权渐弱制（时间越长经营权价格越低）或经营权“报停制”（设置最长年限），抑制财富的垄断积累，充分体现“均富论”。二是制定客运经营权的最高限价，高额征收转让税。对转让费低廉的实行政府补贴或奖励。三是及时制定法规，使“拼车”合法化。据报导，韩国、希腊及欧美国家的出租车已尝试“合乘制”。在美国，鼓励和支持多人乘坐同一辆出租车。既有利于环保，有利于缓解拥挤的城市交通，又有利于乘客。在我国浙江、北京、广州等五十多个城市已经开拓了拼车服务并产生了注册服务机构。由外国外地经验看，贵州农村拼车应当鼓励。
第二，期待扩大重庆“打黑除恶”战果，真正实现“安居乐业”
“一号文件”要求，进一步完善符合国情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防范和制止利用宗教、宗族等势力干预农村公共事务。畅通农村信访渠道，引导农民群众依法理性表达合理诉求、维护自身权益。深入开展农村平安创建活动，坚持群防群治、依靠群众，加强和改进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进一步推进农村警务建设，严厉打击黑恶势力和各类违法犯罪活动。
近年来，一股“信教热”在我国农村出现，不少地区的各种信仰活动正在快速扩张。资料表明，仅以基督教为例，在国家正规宗教部门所统计的2000万宗教信仰人数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数以亿计的信仰人数，ECONOMIST（2008）引用PEW的SURVEY的估计为1.3亿各种基督教。一些地方开村民大会需要教会人士出面才能动员百姓参加。农村的黑恶势力操控选举，宗族之间为争夺公权力进行“族战”流血事件屡次发生；一些地方黑勾结，黑恶势力猖獗，某种程度上与公、检、法内部腐败分子不作为或乱作为有关。广大干部群众认为，重庆“打黑”为全社会的“打黑除恶”树立了一块辉煌的丰碑，任何一块地方，只有真正地打黑，驱除邪恶，实现一方平安，才能实现群众真正意义上的安居乐业。也只有这样，中央长期以来的惠农、强农政策才能落实到位。特别是那些处于宗族霸道势力阴影下的守法的弱势农户和公民，各级组织要给以关注、鼓励和扶助，要重视他们的合理诉求并维护其自身利益。
第三，期待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更“自由”灵活
“一号文件”强调，完善农村土地承包法律法规和政策，加快制定具体办法，确保农村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健全流转市场，在依法自愿有偿流转的基础上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至目前，我国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管理适用法律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主要倾向于土地上的经营和管理。然而，随着我国的不断发展和富裕，社会保障制度越来越健全，发展成果越来越多地惠及农民，农民对土地的保障依赖将逐渐弱化。这样，农民对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就产生了新的期待。一是期待土地经营权流转货币化。有的农民进城务工，有了新的事业，不能再去“照顾”土地，希望一次性货币化流转掉。二是期待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给“城市人”。基层干部群众认为，城市的建设发展有着农村付出的沉重代价，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城市人愿意到农村去“被‘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征得一定面积的土地，修建休闲养生的“乡间别墅”，享受陶渊明似的田园生活，既可以增添农村的亮丽，也可为促进乡风文明起到引领作用，同时还可以促进农村消费，以让“城市人”切实支持“农村人”，更好地体现“城市支持农村”。三是期待农村土地及资产“认购”的合理尝试。希望“城镇居民不得到农村购买宅基地、农民住宅”的规定解禁，让土地承包经营权在一定数量内或一定范围内，能够使土地跳出“集体所有制”的束缚，准许尝试农村土地和农资“认购”，并让土地“认购”成为流转的一种形式。广大群众期待国家配套相关法律法规，作为制度支撑。
总的来说，中国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加大投入，更离不开制度创新。只有从根本上增强农村的综合实力，及时跟进各项保障措施，规避各种风险，增强农业的抗体和免疫力，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谐发展，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强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