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将近，深圳又见“用工荒”，三成用工者表示节后不会回到深圳。深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有关人士对此的回应是提高最低工资工资。但其实这只是跟在长三角经济发展地区采取措施的被动应战措施。

　　而当前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是，政府在促进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方面做得不足。作为农民工而言，由于其主观认识和客观条件的制约，能够主动地、持续地在业余学习文化知识或者有关技能的数量少之又少。而大量制造业企业出于其用工成本的相关考虑，一方面制造业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并不会相应减少，另一方面更加不会主动积极性地对农民工进行工作技能以外的培训。用某个在深圳工作的农民工的说法就是，他的工作就是“白加黑，五加二”，在此情况下，他下班之后就只能通过休息恢复劳动力，或者略作简单娱乐休闲，用于业余进修的时间可谓少之又少。一旦金融危机来临，技术含量低的制造业就会首当其冲受到冲击，而这些相关企业的农民工也会受到冲击。一旦经济回暖，某个区域经济的工资吸引力增强，则农民工又会流向工资水平较好的地区，深圳如果除了工资之外，再没有其他足够的吸引力的话，“用工荒”则是势所必然。

　　对此现象，政府应该有所作为也能够有所作为。

　　一是拨付专项农民工职业培训资金。为了适用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近年来在积极发展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方面可谓投入不少，而广东省对此也有明确的规划。但是，我认为政府对农民工的劳动力再生长方面的投入还是相当欠缺的。我们经常谈到可持续发展，这不仅包括我们的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还有人才的可持续发展。对于规模如此庞大的用工人员，各地政府应着眼本地区的长远发展，国家对此也应该拨付必要的职业培训资金，大力资助在职的农民工有相应的职业培训计划。这样，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企业生产产品的升级换代，相关的企业用工人员素质也逐渐稳定地提高，社会的安定性也会提高，最终将会达到“企业、用工人员、政府”这三方的“多赢”。

　　二是积极实施产业转移战略。相关政府应该通过积极实施相关措施，实施部分优惠政策，引导那些技术含量比较低的制造业逐步撤离深圳，将劳动密集型企业继续引导到广东的中部和西部。这样一来，第一，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有帮助，第二，对于低工资的工人而言，也可以另谋生活成本不太高而工资不太低的“性价比”较好的工作，实现人才的有序的流动。第三，对于优化深圳的产业结构、提升深圳地区的吸引力也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