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家教育中长期规划征求意见稿的公布，以及今年全国“两会”教育界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教改问题的热烈讨论，联系到钱学森老先生逝世之前的“教育之问”，高校“去行政化”再次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全国政协委员、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表示，高校去行政化已成为国家意志；不去行政化，教育改革其它措施都是隔靴搔痒。本文对高校行政化的特征和影响进行了简要分析，一家之言供参考。
一、教育资源和权力被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垄断
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资源，包括校长任命、人员编制、职称评定、课程设置、学位设立、招生计划、科研教学经费分配、基建项目审批等，基本上都由行政部门控制。而且行政部门通过名目繁多的审查、评估、评奖等手段，不断强化对大学的控制，使行政力量介入大学管理的各个方面，严重挤压了高校办学自主权。
由于高校领导的选拔权、任命权、考核权、评价权集中在上级主管部门手中，因此在办学过程中，高校领导很难做到不唯上是从，主要按照政府部门的文件、指令办学，造成大学“千校一面”，缺少特色和个性，很难体现教师和学生的意志。高校领导大多从行政部门中选拔任命，形成所谓的“空降部队”，而“空降部队”数量的增长势头反过来又致使高校行政气氛更加浓郁。据2月26日《新快报》报道，最近多所重点大学更换了校长(或书记)：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柯炳生出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主任方滨兴出任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教育部农林医药教育协调办公室主任吴建伟出任北京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司长高思华任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根据熊丙奇教授提供的11所“985高校”的领导任命前的职务图表，22名党政一把手中曾经在政府部门任职的有11人，占50％。
由于有关部门对科研项目经费的管理采取了严格的过程控制，很多高校教师成天都忙于填表格、报项目，跟着项目的指挥棒转，根本无暇专注于教学、研究。个别重点课题的分配不再依据科研质量，而在于人脉关系，项目往往被有官位的领导获取，学术精神由此丧失。
前不久教育行政部门力推的高校教学评估，依靠的主要就是行政管理权威，评估结果的60%～70%优秀率，也反映了行政干预的程度。评估结果的公信力姑且不论，其全面强化行政权力的客观效果确是有目共睹。由于中国的正规大学几乎全部是公立大学，行政部门对学校的各类评估结果对高校的生存发展影响很大，一个学校被评为“985”学校、“211”学校与一般的院校相比，其所获得的教育资源相差很大。在这些评定中，行政权力都会起到很大作用。其他如博士点、硕士点的设立，各类专项经费的下达，都会不同程度受到行政部门的控制。
在当前的形势下，办好大学无法离开政府在经费等方面的支持，监管高校办学也是教育行政部门的社会管理职能之一。国家办大学，对大学的办学方向、办学质量毫无疑问负有监督管理责任。但是，行政权力介入到什么程度，高校本身究竟有什么样的自主办学权力，两者的边界在哪，这是高校去行政化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教育行政部门如果凭借其对教育资源的垄断权，过度强化其管理者权力，越位扮演了办学者角色，就挤占了教育家们依法自主办学空间。没有这样的制度空间，我们国家就不可能成长出伟大的教育家，更遑论发挥教育家的作用！
革除教育行政化弊端、倡导教育家办学，并不是要放弃、排斥行政权力对教育的影响，而是要在新的结构框架中保持政府行政权力与高校办学自主权之间的协调平衡，使两者各安其位、各守其责。而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成败，就在于行政部门和高校能否就此问题达成共识，处于优势地位的行政部门能不能做到谨守政校权力边界。
二、高校内部决策权中行政权力“一支独大”
从管理角度来说，每个高校都有学术管理和行政管理两条线。大学作为一个学术机构，日常的运作一定应该是学术优先，即以学术管理为主线，行政管理为辅来配合学术管理。 而现实的情况是，高校的行政权力远远超过“学术权力”成为高校中的“独大”。行政领导凌驾于学术力量之上，“大学里面所有的决策基本都通过党委常委会以及校长办公会解决”，虽然高校里也有“教师会”、“学术委员会”等，但是这些“学术机构”的人员构成，往往由行政领导兼任或指派，他们的活动也是应党委常委会、书记办公会、校长办公会“要求”而进行的。高校内部也按处、办、科来设置相应层级，连系和教研室也搞成行政任命，表现出“官本位”和行政化色彩。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教授彭富春说，“行政力量强势，招生时，权力掌握在行政系统中；就业方面，行政干部有推荐就业权；学术评价上，学术委员会的评委，很多是院长或系主任。”
行政系统的“上传下达”和服从特性，与学术研究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的要求自然难以很好地融合，从客观上淡化了高校民主、自由的学风。
三、高校内部资源配置的行政化
高校行政化的一切弊端都源于其资源分配模式。高校的行政管理者认为，代表着学校的它有着分配高校资源的最大权威与最佳能力，因而自然地采取行政化的资源分配与行政管理手段，一些高校甚至形成了掌握了大学财、物资源的行政管理集团，以行政权力主导教育资源的分配。“谁的权力大，谁就有发言权”，甚至是“权力通吃”。当官之后教授职称就容易得到，得到教授职称后项目和经费也容易得到，项目和经费得到后，成果奖也就容易到手了。学术优秀的人才未必能评上教授，而一些行政管理人员，不论有没有学术成果，大多能凭借其权力优势当上教授；一些大学校长随着行政职务的升迁，其学术职称越来越高，其原因就是以行政权力谋求学术权力，将行政资源转化为学术资源。在权力本位的引导下，大学里的人把精力放在追求权力和官位级别上去了，很少有人能长时间静下心来埋头苦干，搞学术研究，大学“崇尚真理”的精神被淡化了。
四、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渗透侵蚀
一些高校的行政领导，凭借行政权力兼任学校的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领导，进而混淆了两者的界限，造成了对学术权力的侵蚀。浙江教育学院教务处处长沈钢说，所有的行政领导，或多或少都会进入到学术委员会、教学委员会当中；使得好多老师觉得学问做得再高，不能被社会认可，不如当个官，然后可能就是在整个大学里面进入到什么委员会，可能会争取到更多的课题，学术做得再好，如果没有一官半职也不行。
这些年出现的教育行政化与官员博士化现象，都是行政权力不受制约深入侵入教育领域结出的恶果。